公务员夫妇生二胎假离婚败露 5月大胎儿被流产

    “光欠”与“李八百”

　　“我们就你这一个孩子。”母亲曾对儿时的李敏反复强调。偶尔，还会补上一句，“而且是个女孩子。”

　　那时候，她并不理解这话背后的意义。只记得，父母加班的时候，自己便丧失了人身自由，被锁在房间里，哪也不能去。窗外是同龄人玩耍嬉戏的打闹声，她只能在“小黑屋”里写作业，眼巴巴地等待那扇门能打开。

　　“孤独，好像全世界就你一个人。”她回忆。

　　当自己成为母亲后，李敏渐渐明白，这也许是因为他们害怕失去女儿。

　　李敏出生于一个小康家庭，母亲是位国企工人，父亲是位教师。两人结婚时，正值1970年代国家推行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那是一个无论党政机关还是企事业单位，都强调政治觉悟的年代，工人和教师同样要响应这个号召。

　　李敏的家乡，很多居民刚刚完成农转非，家里大多有好几个兄弟姐妹。在“养儿防老”等传统观念的影响下，依然有不少人选择多要几个孩子。这种与政策相悖的选择，会招来一笔超出承担能力的罚款，或失去工作岗位的处分。

　　一些李敏同龄人的小名，能够反映出处罚措施的严厉：光倩，即“光欠”，孩子父母借钱交了罚款，一贫如洗又欠着外债；“李八百”，因为超生，被一口气罚掉800工分，对挣工分的农村家庭来说，好几个月白干了。

　　这种影响是沉重而持续的。一对在当地某国企当工人的夫妻，因为生了二胎，双双被开除公职，只得回老家靠几亩果林维持生计。如今两个孩子已经工作，一家四口的生活依然艰辛。

　　这样的大环境下，李敏的爸妈选择“只要一个孩儿”，她也因此成为推行计划生育政策后中国第一批独生子女。

　　25岁那年，李敏正式成为一名公务员，在乡里的计生办办公。这不是她的主抓工作，但身边同事们整天忙得焦头烂额，她多少“耳濡目染”，了解了具体计生工作的难处。

　　“一票否决制”

　　这显然是份费力不讨好的活儿。

　　计生工作一直是乡里的重点工作，有一项指标不达标，就会面临“一票否决”—失去参评优秀党委和优秀乡镇的机会。除了做好避孕节育知识宣传、免费发放计生用品等前期工作，还要联合村委会进行挨家挨户的孕期妇女普查，并即时上报。

　　一旦有人抱着侥幸心理，将会面临一场“立体式”打击。

　　一位做计生工作的老同事说，多年前，也发生过荒唐事儿。

　　某村一位妇女已经超生两个女孩，这次好容易照了B超确定为男孩，人便东躲西藏。随后，乡长带队，乡里的执法部门、司法部门、卫生部门与计生部门联合出动，来到该村民家进行劝说，希望做通思想工作，主动做掉孩子。

　　不出所料，大门紧闭，里面的人拒绝配合。半天过去，几十号人最终做了这么一件事儿：任凭老人嚎、孩子哭，最终把藏匿孕妇的房子给拆了，以此对村里其他人起到警示作用。

　　该妇女被控制后，上厕所的时候跳窗而逃，并躲过层层“追捕”，最终生下了孩子。后来，这一户给男孩起了个小名，叫“狗追儿”。

　　计生工作人员下基层，家家户户都关起大门，“避瘟神似的”。早年间，如果实施强制引产，计生工作者会买好营养品、衣物甚至卫生用品，去卫生院安抚。那可是主动上门挨骂，一家子人会挑最难听的字眼，“问候”工作人员的好几代先人。

　　“老百姓不理解这项工作的意义。”李敏说。如今都是以说服教育为主，不允许再采用任何强制性手段。

　　李敏所在的单位，上至领导，下至科员，没有一个人选择生二胎，孩子都是清一色的独生子女。

　　这不仅仅是为了起示范带头作用。按计生法规，生二胎要缴纳一笔社会抚养费—因为多一个孩子，很多方面都要占用社会资源。这笔钱按照全市上一年公布的人均生活水平为基数(农业、非农户口基数不同)，以3至10倍的倍数进行处罚。“执行3倍的情况很少，一般是5至10倍。”一位负责人介绍，“18万是起步价，最多罚36万多。”

　　和普通老百姓不同，公务员群体要面临的不仅是金钱上的损失。胆敢以身试法，将会被“一票否决”，丢掉饭碗。

　　2003年9月1日《北京市人口计划生育条例》实施，对独生子女家庭做出具体的奖励规定，并明确了违法生育(没经过审批生二胎，便属于违法生育)的处罚：党员干部，要接受党纪处分，公务员开除公职。“也就是舆论常说的‘双开’，是全社会人群中后果最严重的。”该负责人说道。

　　“你连工作都丢了，生存都成了问题，还谈什么再生一个孩子，没人敢。”李敏评价，“公务员群体，是对计划生育政策作出过重大贡献和牺牲的。”

关键词：假离婚,二胎,流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