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最后1名慰安妇：大年初二被掳 丈夫被吓傻

　　“去日本，讨公道”

　　静默了半个世纪，转机出现在上世纪90年代。

　　彼时，民间掀起对日索赔潮，许多侵华战争的受害者通过各种渠道对日方追责，“慰安妇”是其中重要一支。

　　李贵明首先想到了张先兔。1993年，他第一次找她。

　　“她什么都不肯说。”李贵明回忆那次会面，“她和老伴儿郭妹栓一个坐在炕边低头不说话，一个坐在柜子边的矮凳上不停发抖。”

　　李贵明一次次地登门游说。这个同村的后生拿报纸上学来的中日关系、国际局势劝说老太太，不管用；讲赴日劳工、细菌战受害者的索赔工作，也不管用。

　　直到有次说，“你就真的咽得下这口气，把受的罪都带进棺材？”张先兔才松了口，那是1994年，李贵明已找了张先兔不下20次。

　　1998年，在已有两批老人起诉日本的前提下，张先兔和另外9名“慰安妇”代表一起，加入了对日诉讼的队伍。

　　2000年，此案开庭，张先兔第一次赴日作证。

　　办护照、申请签证、书写材料，所有前期工作都是李贵明帮忙。一直到去日本之前，张先兔的两个儿子都不晓得她在忙什么。1993年开始，每次碰面他们都刻意避开小辈。

　　张先兔和多数老太太保持了一致，关于过去对晚辈们只字不提。

　　李贵明将张先兔一行送到北京首都机场。“当时她挺高兴，挺乐观的。”李贵明觉得张先兔也在变化，跟参与起诉的老太太一起，大家相互影响，心里的结慢慢松了。

　　“去日本，讨公道。”张先兔一直有肺气肿的病，常常一句话说不完就要停下来，被问到14年前唯一一次出国经历，她喘着粗气。

　　赌局输了？还有希望

　　从日本回国时，李贵明去机场接张先兔回村。“她说在那边很顺利，日本民间很多热心人士帮她。”

　　张双兵也觉得，在先后参与诉讼的16位老人中，张先兔是相对乐观的一个，“总觉得官司肯定能赢。”

　　张双兵，山村老师，30多年里一直致力于山西慰安妇调查，他碰撞的现实是，老人们三次自揭伤疤的勇敢，最终却都没等到期许的“公道”。

　　1998年的那次起诉，结果并无意外，2003年和2005年，东京地方法院和东京高等法院先后驳回诉讼；2005年11月，日本高等法院作出决定，不予受理。

　　“败诉对老人们的打击很大。”张双兵说，她们背着恐惧和屈辱活了一辈子，晚年终于把隐藏最深的秘密说出来，她们都是在赌。

　　但是十几年中，付出了各种努力，撕开了各种伤疤，逝去的老人把遗憾带进黄土，而活着的老人们发现，赌局输了。

　　赌局不止是对日本，李贵明记得，张先兔曾自言自语，“到底值不值啊，官司没打赢，名誉也没了，过去的事儿村里都知道了。”

　　李贵明不住地说“还有希望，还有希望。”

　　现实生活还在继续，7年前，老伴儿郭妹栓过世，张先兔的日子更为寡淡了。

　　李贵明将郭妹栓视为上天对张先兔唯一的厚爱，很多受欺凌的“慰安妇”被遗弃、无法生育，婚姻和家庭都无比悲凉，张先兔算个例外。

　　张先兔和老伴儿跌跌撞撞走过一生，育有两子。小辈们也很孝顺，李贵明觉得，张先兔之所以问值不值得，很可能是觉得，自己原本可以有个更为平静的晚年。

　　上天似乎想让张先兔把世间的苦楚都尝个遍，50多天前，张先兔64岁的大儿子因病去世，老太太的精神一度垮掉了。“我活得太久了唉！”儿子的死，让老人无法释怀。

关键词：慰安妇,被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