停车费数额去向下落不明 利润巨大是不公示主因

　　【导读】新华社调查京津沪等城市“停车费去哪儿了”，一半以上没进政府口袋。经济之声评论：马路边的“暗箱操作”必须尽快打掉。

　　据经济之声《央广财经评论》报道，我们常常在媒体上看到消息说，某某城市市区停车收费标准大幅提高了，或者某某城市停车收费区域扩大了之类的消息。身为守法公民，我们每次心甘情愿缴纳停车费，以为钱都交给国家了，没想到这笔钱竟然下落不明。

　　新华社记者最新调查发现，截至目前，北京、上海、广州、天津四个城市汽车总量已经超过1200万辆。汽车停靠在路边政府划定的车位上，车主每次动辄要付出十几元甚至几十元的停车费。但是，车主缴纳的停车费与政府财政所得之间存在巨大差额，北京和上海至少有一半停车费没有进入政府口袋，广州也很少，而天津地方财政的相关收入甚至是零。收费钱款的数额和去向成谜，城市道路划线收费的依据也存在不少疑问。

　　道路停车位属于公共资源。按照多数大城市现行的停车管理办法，车主向停车管理者付出停车费的背后，是停车管理者要取得停车位经营权，并向政府缴纳占道费和经营权使用费。这些费用大多以行政事业性收费的名义，最终进入政府财政收入。不过，相关信息近年来却鲜有公开。

　　本月初，来自北京、天津、上海、湖南、山东等14个省市的31名车主，委托律师分别向31个城市，寄出了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要求对公共停车位的收费依据、收费标准、钱款去向等问题，进行信息公开，停车费的去向问题再次广受关注。

　　停车费原本用于治堵、用于规范城市道路管理。如果真的沦为生财工具，流进少数人的口袋、丰满了利益相关者的腰包，那么这种马路边的“暗箱操作”就必须尽快打掉。

　　停车费去向不明，这个问题长期刺激着公众的神经，问题却一直没有得到解决。作为公共资源的道路停车位，为什么没能把车主付出的停车费大部分转化为公共财政收入？财经评论员刘艳分析，委托式经营和变相分层承包的经营方式出了问题。

　　刘艳：以北京为例，从2011年公布过一次之后，近三年的时间都没有再做相关停车费的独立公示，但是正是因为停车费的收取采取委托式经营，同时变相采取层层分包的承包制，它成了一个稳赚不赔的买卖，是一个城市消耗资源的唐僧肉。城市停车管理浪费以及停车费用、占道费用存在严重的交叉管理，而且这其中存在着严重的寻租空间，导致了停车费年年增长，但是又年年没有得到公开。更重要的是，它管理不善，没有独立公示，做一个典型灰色收入，它必须要在财政税收以外做一个明确的公示，并且明确它的去向以及数额。

　　目前，我国相关法律中几乎没有对“城市道路临时停车位”作为财政收入项目进行收费的明确规定。各地政府直接收取的停车费，或者向停车企业收取的经营权费用、占道费，大多以行政事业性收费被列入政府非税财政收入，但却从没有被单独公示。刘艳分析，这笔钱，原本应该用于公益性支出。

　　刘艳：停车费设立之初的重要原因就在于要治理交通堵塞，规范交通基本文明，很显然它首先要用于我们的交通规划，资源合理分配投入，甚至包括我们的环保。另外，像上海一些地区，主要是用于对汽车牌照包括各个方面管理部门一些补助和他们费用支出，停车费最根本的去向还是对于公共资源买单，谁使用公共资源谁来付费，付的这笔费要弥补那些没有使用公共资源这一部分的老百姓。

　　经济之声：巨额停车费去向成谜，相关报道屡见不鲜，问题一直没有解决。症结在哪里？经济之声特约评论员张彬对此作出解读。

　　张彬：这个症结其实在于全国各大城市停车费的使用，或者管理上把它过度私人化了，而且在这个资金运作上包括公共资源分配上长期存在暗箱化的情况。因为停车费的问题，老百姓诟病已久，相关政府部门也多次出台相应政策进行管理。但是到今天为止管理收效甚微。我们的评论员已经说了它是一个唐僧肉，这个唐僧肉有多大，它不是一个唐僧的问题，甚至每个城市都有这么一个唐僧。拿北京和广州这两个停车收费大市来说，一年大概有10亿停车费，一年10亿是多大的利润。而且像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城市为了解决城市拥堵采取了很多方式，比如提高停车费，这样就有政策性因素在里面，但是停车费去向又不明，收费的标准又不明晰，就造成暗箱化和过度私人化的情况。另外就是法律方面不健全，截止到今天，也没看到哪一部法律详细规定停车费收取和管理相应的制度性安排，这时就有相关部门可能按照自己自由裁量权来进行收费和相应系统的管理。再有一个主要问题，今天信息化发展这么快，停车管理基本上还是以现金为主，像北京、广州、上海这样的大城市甚至砍价还价，这时候没有一套电子化信息管理系统，就造成收费乱象丛生的情况。综合这些因素，其实人的因素是最主要的。

　　经济之声：地方政府直接收取的停车费或向停车企业收取的经营权费用、占道费，大多以行政事业性收费被列入政府非税财政收入，但却从没有被单独公示。为什么不公示？

　　张彬：不公示的原因很多，第一，相关的法律没有规定，没有强制性要求。第二，这么大一笔资金流向不明晰，利润分配不清楚，相关单位公示出来能不能真正反映实际情况，是不是能够经得起检验？这是相关部门不公示最主要原因。从技术手段来讲，每年三公消费都可以公示，全国那么多公务接待、公务用车、公务出国考察都能够进行一个相应明晰的公示，为什么停车费小小一块公示不出来？就是因为没有制度要求。另外里面存在巨大的利润空间，所以相关部门既不愿意，同时也无法把明晰账目公之于众，因为它接受不了市场和老百姓的检验。

　　经济之声：公共道路沦为少数人的生财工具，网友珠海老周认为，这是因为“权力刻意制造资源稀缺，然后从中谋利”。敛财之道，蝇营狗苟。何以破解？有人建议：应该由公益律师去诉讼，弄清楚巨额停车费的去向。弥补没有使用公共资源的人的权益。

　　张彬：目前破解的方法有很多，我们也借鉴了很多国外的经验，但是这些经验和制度都是杯水车薪或者是扬汤止沸，而真正釜底抽薪的办法就是从行政管理上对停车费有系统的管理。比如电子化的问题，比如设定公共账户的问题，就是停车费不能交给管理员，要实行电子化统一进入一个城市专用的停车费管理账户，企业只是政府购买服务的主体，而不是谋利的主体。现在很多企业可能就两三个人，租一间破房，就开始弄几十个停车位、上百个停车位，然后就可以收费了，那是中间存在一个巨大的利差。北京一个车核心地区停车费第一小时10块，第二小时15，这是我们常看到的，医院、大的街道边，每天几百块钱一个车位的收入费用，最终上交给国家的只有区区不到一半，你想想谁挣钱了？政府财政没收到，老百姓还多支出了，最终就是这些无良企业获得暴利。你要没有一套行之有效的管理办法，再加上没有一个明晰的信息公开机制，这个问题难以从根本上解决。

　　经济之声：按照目前的情形，收上来的停车费有相当一部分没有上缴政府。如果问题得以破解，停车费的标准有没有可能做出调整？

　　张彬：有调整，但是调整只能是上涨可能空间比较大。目前从北京、上海、广州面临城市拥堵困境，停车费下调的可能性不大，局部地区可能进行微调，但总体情况包括国际惯例，用停车费来调节拥堵，是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之一。老百姓不是不愿意交钱，愿意交钱两个原因，一是政府的收费，作为纳税人有义务按照行政命令来缴费。另外，北京也好，上海也好，天津也好，所有驾驶员都希望道路能畅通一点，这笔钱交了以后目的是什么？是改善城市的公共交通，扩容停车位的建设。比如建立体停车厂，比如实行这种精细的电子化管理，这点钱能不能用到实处，真正解决交通拥堵或者停车难的问题？这是老百姓所关心的，所以这样一个破解方法最终还是落实到制度上，因为在航空安全的海恩法则，一个重大事故有几百起的微小事故，几千起的隐患最终造成一个结果。说明什么，这个问题是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再完美的制度，再严苛的法律最终还是要以人的执行作为一个根本，所以我们现在法律都不健全，何谈人的执行？只有等法律健全规定制定下来，严密的监督最终才能解决停车难的问题。

　　其他观点：

　　经济之声特约评论员、消费者权益维权律师邱宝昌认为，且不说不少“黑停车场”私设路边停车位，正规的公共道路资源属于公共产品，把他们交给一家公司经营，就必须做到收支公开透明。

　　新华社评论，占道停车费去哪了的质疑，从一个侧面暴露出当前大城市管理在科学化、精益化方面仍有很大提升空间。当前，越来越多大城市已经进入汽车社会，在城市快速膨胀的过程中，占道停车位数量和停车费价格一路快跑往前冲，但相关部门利用市场化手段公开、透明、高效进行管理的能力严重滞后。占道停车费都去哪了？这是国内很多大城市必须正面解答的问题。回答出这个问题，未必需要多么高的调查能力，而是需要足够坚定的触及利益的勇气和深化城市管理改革的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