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缺少的，只是一个舞台”

　　“我有一个梦，想在城里安个家，不要取笑我，这不是痴人说梦话。在他们眼里，我的梦有一点疯狂，在我的心里，没什么阻挡……”

　　剧场里，吉他弹出的弦音，喉咙发出的嘶吼，是打工者在向这座城市倾诉。

　　剧场外，北京的冬天一如既往地寒冷。

　　红色地毯、四合院式的门脸，两排大红灯笼挂在两边，红色风车挂在墙上。有的观众坐在四周看台，有的观众坐在摆好的凳子上，最前面的观众坐在地上。这就是2014年1月12日，“2014年打工者春晚”的录制现场。

　　小区保安有个“音乐梦”

　　在台上时，谁也看不出刘小磊干得最长的工作，是小区保安。

　　聚光灯下，他抱着吉他，嗓音沙哑，双眼紧闭。台下的人们，个个都安静听他唱。

　　“多年以来，为了理想四处飘荡，花开花谢，春去春又来，又是平淡的一季，心中时常会想起兄弟你在哪里，思念之情无法言语表明。”

　　这首《曾经的兄弟》，是刘小磊的原创歌曲。

　　这首歌，写给他的一个打工兄弟。他们两人曾经组建过自己的乐队“南吉兄弟”，但因为“赚不到钱”这样最现实的理由，无疾而终。他的兄弟离开城市，回了老家，“可能就觉得这东西带来不了什么吧”。只剩刘小磊，还一直坚持“找地方唱歌”。

　　彩排时的刘小磊穿着棉质外套，体格微胖。他的话不多，平时总爱挂在嘴上的是：“我太笨，脑子转得太慢了。”

　　来自郑州的他，2003年从汽修学校毕业后，进了一家修车厂。一次，他听到beyond乐队的歌，一下子被迷住了，“我觉得很好听，又听不懂粤语唱的是什么，感觉挺好奇的”。

　　他开始疯狂地买beyond的磁带，放在老式复读机里听，“不顾一切，就是想学吉他”。

　　家里并不同意他的行为，认为学音乐“不务正业”。但第二年，他坚持要来北京，“为了学吉他”。走的时候，妈妈还是在他的书包里塞满了鸡蛋、馒头。

　　“那是我第一次出远门，第一次坐火车。”但，残酷的现实也摆在眼前，他连买吉他的钱都没有。

　　他从亲戚家里淘出了一把破吉他。“吉他后面破了一个洞，我拿胶带、纸盒给粘上了，弄好之后就开始练习指法、爬格子。”没有人教他，他就自己“抠”视频来看，还规定每天必须练两个小时。

　　当时，他在北京一家酒店当服务员，因为弹琴，没少挨骂。在集体宿舍，舍友嫌他弹得难听，笑话他连首歌都弹不出来，就不让他在屋里弹。

　　于是他一个人跑上楼顶，一练就是几个小时。“夏天每次上去之前，我先给全身抹花露水，抹个遍再上去，要不然被咬死了。”

　　一间废弃的厕所也成了他的“练歌房”。“那个厕所已经没人用了，也不臭。”到冬天，刘小磊的手被冻麻木了，他只能烧点热水，练琴前先把手烫到暖和了。这样练习大半年之后，他终于掌握了基本指法，开始想拥有一把属于自己的吉他。

　　一把吉他680元，而他的月工资才450元，还得往家寄一半。

　　“想买琴，就得借钱，但我老还不起，有时候还50元，有时候还80元，好几个月才把钱还清。”

　　他学的第一首歌是《对面的女孩看过来》，但他发现，光弹不行，还得唱。后来，他慢慢知道节奏，脚上踩着点，就能“弹唱结合”了。“学会了之后高兴呀，就想拿着吉他给别人弹。”可是，没人搭理他，“我拿着琴回宿舍，他们看我抱吉他进屋，都捂着耳朵。”

　　但弹吉他依然成为小磊必不可少的生活。他的每份工作都会首先考虑有没有时间学吉他，目前，他干的时间最长的一份工作是保安。

　　令他高兴的是，他可以写原创歌曲了。“每首歌的每个乐句怎么停，我会拿着琴一个一个抠出来，然后再看书学习。”

　　直到2010年，小磊才第一次在大家面前表演。那是在社区保安的年会上，他用吉他弹唱了一首羽泉的《最美》。虽然在底下已经练习了很久，但当主持人报幕的时候，他的腿还是紧张得直发抖，“凑活着上去，怎么唱完的都不知道。”

　　而来自陕北山区的工友郝志喜，就没那么幸运了。

　　“吃过很多苦，上过很多当，一夜一夜的流浪，只为寻找那还未死去的梦想。”

　　郝志喜是小品《咱们结婚吧》的编剧，也是剧中的男主角。这句话，是剧中男人写给女人的自白。

　　对于郝志喜来说，上学就是他“还未死去的梦想”。

　　因为家里穷，郝志喜初中毕业就出来打工了。他去过西安、广州、深圳，“我不断地换工作，就是不甘心。”

　　“我经常梦见自己在上学。有时候梦见在小学，有时候在初中，有时候甚至梦见在上大学。这十几年，基本做梦把学给上完了。”郝志喜苦涩地笑了，以前，他的成绩在班上数一数二。

　　1998年，他曾回村里教了一年书。父母的想法是，民办教师未来有退休金，能养老。但一个月只有80元工资的工作让郝志喜感到，年纪轻轻就想着养老，他不甘心。

　　不甘心，是他频繁提到的一个词。

　　他至今没能回到学校。虽然年过30，但他依然觉得“心里有一块空空的，会不踏实、不充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