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岁以上农民工已破3600万 养老问题将集中爆发

　　一代人的“养老保险”期望

　　陈龙源所在的公司自2000年起就给他缴纳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今年7月可享受700多元/月的养老金。而据多位50岁以上农民介绍，团凤村同龄的村民基本都是打零工等，未能享受到陈龙源的待遇。

　　在团凤村，50岁以上的农民工似乎都喜欢笑，但笑容的背后更多的却是凄凉。

　　谢国万与人打招呼时，总是迎着笑脸，问“吃饭了没有”。但与他长聊下去，更多的却是感叹。他后悔第一个老婆跑掉后没有立即再婚，结果耽误了生儿育女的大事，现在只能与比他年长5岁的老伴相依为命。

　　2月19日，向可平笑着把早报记者迎进了屋。这是一幢建于1996年的二层砖房，但至今都是“清水房”。采访中，他一直唠叨着人生的两大遗憾：未能赚足钱装修房子；儿子2016年毕业后找工作、结婚的事情都帮不上忙了。

　　李家定以前是村里的计生干部，2002年“退休”。不过，2009年他在过完62岁大寿后，便南下深圳打工。一般是年轻时外出打工，年老了回村养老，而他却恰恰相反，年轻时在家，62岁了才挤火车外出打工。他现在遗憾未能把儿女们培养得有“一技之长”，没法安心在家养老。

　　60岁的李井兴今年春节回来7天就吵着要去深圳打工。2012年他在深圳一建筑工地，2500元/月。儿子李运销每月能赚3000元/月，但要抚养3个孩子“生活有些困难”。为此，李井兴4年前(56岁)开始出去打工。

　　57岁的赖纯丙，因患了虫牙，2012年底牙齿掉得只剩下5颗。今年春节期间，他花了2000元补上了20颗。村民说，如今“他喜欢大声说话和开口大笑，这样可以露出两排小白牙”。

　　赖纯丙有时看起来像是一个老小孩，穿着小青年酷爱的白色休闲型运动鞋，却穿着板正的西裤，上身套着一件棉袄。赖纯丙头发乌黑还上翘，看似在理发店染过，但他坚称是“自然黑”。

　　有村民说赖纯丙“人老，心不老”，自10多年前爱人过世后，他就一直想再找个老伴。但他始终没有如愿，他告诉早报记者：挣不了几个钱，别人看不上。

　　而提起李先林和陈龙源，谢国万等人脸上都写满了羡慕。

　　陈龙源虽然64岁了还在为生计打工，但他今年7月后就可在家享受700多元/月的养老金了。而55岁的李先林，则教育出来了能赚钱的儿女，今年正式宣布“退休”，住在儿子家看孩子。

　　陈龙源告诉早报记者，他10多年来一直在一家中外合资公司打工，月薪虽然不高(最高时2100元/月)，但公司自2000年开始给他缴纳了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而据谢国万等人所述，同龄的村民基本都是打零工，或跟着小包工头做事，未能享受到缴纳职工养老保险的待遇。

　　自2010年开始，国家统计局已连续3年发布了我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2009-2011年)，其中一项数据引人注目：50岁以上的农民工所占比已由2009年的4.2%，飙升到了2011年的14.3%，暴涨了近3倍。然而，2011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我国参加养老保险的农民工人数仅为4140万人，占比只有16%。

　　谢国祥告诉早报记者，农民工丧失劳动力返回家乡后，80元/月的新农保并不能维持日常生活，绝大部分还得靠子女赡养度日。

　　近年来，已有多名学者撰文指出：在第一代农民工中，传统养老模式仍占主导，“养儿防老”的观念和“以儿养老”的现象仍较为常见。

　　据开县劳务办主任袁万祥介绍，数据显示农民工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比例只有16%，而平均退保率达到40%。主要原因是：农民工缺乏对养老保险制度的信任、养老保险缴费基数过高、养老保险跨地区转移接续困难、累计缴费15年门槛难以逾越、地方政府不愿增加支出、企业不愿意为农民工缴费等。开县今年或将就此展开监测调查。

　　“养老保险异地转移执行不力”

　　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说，从目前中国各个社会群体的情况来看，最需要养老保险和其他保险的，就是农民工群体；但总的来说，农民工参加养老保险的比例比较低，因为在这个群体有个特殊的特征，就是高流动性。

　　郑秉文指出，近年来，国家为农民工养老保险异地转移接续建立了一些规则，但是执行的比例不高。此外，现在还处于手工转接阶段，全国没有一个统一的养老制度平台和网络，不像银行那样便捷。随着第一代农民工陆续到了“退休”的年龄，农民工养老问题已经十分尖锐。

　　郑秉文认为，解决这一问题的第一步，应该把基本养老保险的资金流管理的统筹层次真正提高到省一级来；第二步，有条件的时候，应该把它提高到全国的水平。

　　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9月，全国农民工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失业、工伤保险者占农民工总人数的比重，分别仅为17.8%、19.7%、10.4%和28.0%(按全国农民工总数2.5亿人计算)，提升的空间仍然很大。

　　“农民工社保维权案难获受理”

　　“农民工维权律师”周立太表示，第一代农民工现在老了，已逐渐丧失劳动能力，却基本处于“没人要、没人管”的窘境，权益得不到保障。

　　以前重庆主要强调外出农民工给重庆带回来了多少钱，做出了哪些贡献。近年来，重庆市开始重视农民工在外的权益。前几年重庆市委研究室成立了一个专题处，其中一个研究课题就是外出农民工的权益和维权状况。周立太说，专题处的一名负责人曾找过他了解过相关情况。后来，课题组专门派人到珠三角、长三角农民工输入地进行调研，得出的结论是重庆农民工在外权益令人遗憾。

　　周立太告诉早报记者，农民工在社保问题上维权艰难，他与同行代理的农民工社保维权案，多年来均得不到法院的受理。“有人认为中国的社保不仅仅是个法律问题，而是多年来各地政府没有重视社保，如果把这个矛盾转嫁到法院受理的话，法院无法承受这个压力。”周立太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