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起京津冀2018》第一集 《千年大计》

　　迈向复兴之路的中国，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首都？在时代大潮中激流勇进的中国，如何破解中国区域发展的难题？

　　这是历史的追问，更是时代的命题！

　　2014年2月26日，是中国一个值得记入史册的日子。这一天，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座谈会，提出“京津冀协同发展意义重大，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要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由此，这个擎画中国未来发展格局的战略大谋划，在习近平总书记“总动员令”下，开始快速推进。

　　时隔仅仅一年多时间，2015年6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并颁布实施，明确提出京津冀整体定位和北京、天津、河北三省市定位，同时强调指出：战略的核心是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调整经济结构和空间结构，走出一条内涵集约发展的新路子，探索出一种人口经济密集地区优化开发的模式，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形成新增长极。

　　按照中央统一部署，河北积极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推动交通、产业、生态领域实现更大突破，着力构建协同创新共同体，切实完善现代城镇体系，加快补齐区域经济发展短板，精心打造冬奥品牌，切实做到办好赛事与绿色发展互利双赢。

　　【同期：河北省京津冀协同发展办公室副主任河北省发改委副主任 王立忠】一批产业项目纷纷落地，生态环保方面联防联控；在交通设施方面我们实行了互联互通，同时在工作公共资源特别是医疗、教育这些方面，协同发展也取得了很大的突破。这个战略在我们全省深入人心，已经变成了一个自下而上的一种自觉的行动。

　　眼前这座38万平米的商贸综合体明珠商贸城,是北京“大红门”服装批发业在河北省沧州市的主要承接地，4000多家北京商户已在这里安家落户。它和占地5000亩、远期承接1.5万北京服装企业的沧州服饰特色小镇项目，都是河北企业家于桂亭的心血之作。

　　【同期：河北沧州东塑集团董事长 于桂亭】它不是一个简单的承接北京批发市场或者服装加工行业，而是以承接作为平台栽上梧桐树引得凤凰来。它将成为世界性的服饰行业服饰产业的一个聚集区。其实这个梦从1984年我第一次去美国就开始做。

　　美国第一大城市纽约，是于桂亭走出国门的第一站。它和首都华盛顿、波士顿等城市一起，构成了一个世界级城市群——美国东北海岸城市群。

　　1957年，法国地理学家戈特曼对这里考察后,发表了著名论文《大都市带：东北海岸的城市化》。他借用古希腊人理想中建立的一个非常大的城市的名字Megalopolis,来表示美国东北海岸地区崭新的人类社会居住空间形态——大都市带。这也是“世界级城市群”理论的最初起源。

　　领略完大都市的繁华，于桂亭临回国前的一次购物经历，一颗梦想的种子开始萌芽。那时候的美国，大城市的人们都驱车一两个小时跑到郊外去集中购物。

　　【同期：河北沧州东塑集团董事长 于桂亭】一看超大型购物中心。我就问美国人，为什么拉我们到这里买东西？纽约买不到东西吗？他说你看这周边，从工厂加工、仓储物流、批发兼零售、文化休闲、旅游购物一体化的那么一个商业运营模式。他讲，他从投资到中间环节的运营，最大限度地降低了成本。

　　这正是于桂亭心目中未来中国购物的梦想，环节少、效率高、成本低。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提出，北京非首都功能服装批发、加工等项目疏解转移，于桂亭老人实现梦想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终于来了。

　　【同期：河北沧州东塑集团董事长 于贵亭】我这一辈子太幸运了，到了65周岁了，习主席提出来国家战略京津冀协同发展，实现这个梦的机会来了，个人梦、企业梦、城市梦、中国梦，梦梦相连，赶上机会，梦想成真。

　　黄河岸边矗立的这座雕像，纪念的是中国古代英雄大禹。远古时期，洪水泛滥，大禹从父亲鲧治水的失败经历中汲取教训，变“堵”为“疏”，耗尽全部心血与体力，历时13载，终于完成了治水大业。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引用这个典故，强调在推进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进程中，北京非首都功能也宜“疏”不宜“堵”。要坚持和强化首都核心功能，调整和弱化不适宜首都的功能，把一些功能转移到河北、天津去，这就是大禹治水的道理。

　　2014年7月，美国前财长亨利·保尔森得知：中央政府正在计划把一部分行政和后勤功能疏解到保定地区，以减少首都的拥堵，改善这些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

　　后来，他把这项类似于“大禹治水”的计划，记录在了回忆录《与中国打交道》里。这本《纽约时报》2015年度的畅销书，副标题是：亲历一个新经济大国的崛起。

　　英国伦敦大学图书馆，收藏着一份1944年编制完成的《大伦敦规划》手稿。它首次从大城市区域的角度进行规划安排，至今被奉为经典。

　　主持规划的伦敦大学教授阿伯克隆比创造性提出：在伦敦城市边界，划出一条较宽的环形绿化带；在绿化带以外规划8座新城，与市中心区相距30—60公里，承载由市区疏散来的人口及产业。

　　然而，这些卫星新城由于距离主城区很近，难以抗拒主城区的吸引，沦为纯粹的睡城。二者间还形成一个钟摆式的巨量通勤交通，反而增加了交通压力。

　　20世纪60年代中期，伦敦再次编制新的发展规划。这一次，吸取以前的经验教训，在交通干线远端100公里左右，建设南安普顿、朴次茅斯等具有“反磁力”作用的区域中心城市，才推动了大范围区域的平衡发展。人们把这个做法，形象的称为“跳出去建新城”。

　　如今，以伦敦为中心的英国东南部城市群，是世界六大城市群之一；也是英国产业密集带和经济的核心区域，大约80%左右的经济总量，都布局在这个地区。

　　【同期：国家发改委主任京津冀协同发展办公室主任 何立峰】“大城市病”不仅是京津冀才有，全世界这是一个共同的难题，所以京津冀协同发展，京津冀协同发展最后的成果和经验，可能会提供一个解决世界特大城市，解决“大城市病”的中国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