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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一”特别策划:致我们不曾逝去的童年

来源:中国教育新闻网—中国教育报 作者: 2015-06-01 14:3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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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童年对每个人来说都是珍贵的,而每个年代的童年回忆却不尽相同。今天要和大家聊聊童年的七位朋友,按出生年代分别属于50后、60后、70后、80后、90后、00后,甚至还有一位10后的小朋友。他们的“六一”是怎么度过的?有哪些趣事让他们念念不忘?儿时的回忆又如何影响着他们的人生?让我们跟随这些有温度的文字,穿越时空,找寻孩提时代的那份初心。 

  【50后的六一】 

一盒褪了色的糖豆

  出生在一个物质匮乏的时代,我的童年真的没有五彩斑斓。 

  但也正是那个时代,因为大多数家庭都是多子女,大多数父母更关注家庭的温饱,对于孩子的成长,可以说给予了“充分的自由”。还因为绝对的就近入学,每天放学后,和邻居的小伙伴们不用约,就一群一伙地聚到一起,自己商量着玩游戏。 

  即便吵架甚至动手,女孩儿哭了,男孩儿哪里磕破了,也都是自己解决问题,完全不用大人的“干涉”。直到该吃饭时,感觉饿了的孩子径自回家。在这种纯粹的“散养”方式下,“六一”自然被家长们忽视了——在家里,这一天很难被当作一个节日来庆祝。 

  至于社会上、学校里,当年是怎样为儿童过节的,翻遍记忆竟无印象。一个原因是,可能那时的活动即使有也不够隆重;另一个原因应该归于我们这代人的童年到“文革”时戛然而止,此前能有记忆的时间没有几年。当全社会被裹挟进那场疯狂的政治运动后,一切便无正常可言,哪里还有人关注儿童节。 

  越是缺乏色彩的年代,越让人对色彩充满憧憬。大约是我9岁的“六一”节,浩劫尚未开始,一个小汽车形状的透明塑料盒装着的彩色糖豆,还有一场反映儿童生活的电影《小铃铛》,深刻地留在了我的记忆中。与这物质加精神的儿童节礼物相伴随的,是浓浓的父爱。因为父母在外地工作,我从小就成为隔代抚养的“留守儿童”。 

  为了国家需要,大学毕业后父亲服从分配,一直坚持在艰苦环境中从事自己的专业。但不能为父母尽孝及亲子的分离,始终是他的一大憾事。于是他常常利用出差机会陪伴我们,尽力弥补心中的亏欠。 

  那一次,父亲正好在儿童节时回到我们身边。下午,办完公事的爸爸说带我出去玩。少有出远门经历的我雀跃着,跟着爸爸坐上公共汽车。想不起是进了什么商店买了那罐糖豆,只记得那透明壳子里的五彩斑斓让我顿生许多美好的向往,心爱得始终舍不得打开,以至于那些糖豆最后失却了色彩,也没有吃到嘴里。 

  要知道,那时吃糖,是一块一块买的啊,这一盒糖豆,几乎相当于一百块水果糖!之后,爸爸带我看了那场让我记忆一生的电影。说实话,电影内容对那时的我,只是看了个热闹;重要的是,在我的儿童时代,这是唯一一次被家长带领观影。那一天过的,足以让我在小朋友中自豪满满! 

  没准,也就是这点在今天看来不值一提的节日礼物,在一个幼小的心灵里埋下了什么梦想的种子呢。(苏婷 作者系本报记者)

  【60后的六一】 

打谷场上的“土”游戏

  我出生在安徽农村,小学上的是村里的学校,父亲很早就在这所村小当校长,一直到退休。作为上世纪60年代末出生的人,我记忆中的“六一”的确有些“寒酸”,没有演出,也没有什么礼物。但我们依然盼着过“六一”,因为学校会放假,能疯玩一下午。 

  记忆中“六一”前一天,班主任会说:“明天是儿童节,要戴红领巾,穿一身干净衣服来学校。”那是“文革”末期,“抓革命,促生产”,农村真的很穷,只有过年才会给孩子做新衣服。 

  回到家,母亲会找出一件洗得很干净的旧衣服,并把破了洞、开了线的地方缝好,就算能过节了。 

  第二天,我们都穿戴整齐,早早到校。就连那几个“迟到大王”,这天也准时到校。学生到齐后,由班主任领着在土操场上站好。这时,当校长的父亲会站到队伍前面讲话。 

  父亲的讲话一般不会超过10分钟。印象中必有这样的话,“少小不努力,老大徒伤悲”“要孝顺父母,养子不孝,肥田收瘪稻”,等等之类。 

  校长讲完话,大家会围拢到各自班主任的身边。这时候,班主任会拿出一布袋的水果糖发给大家,每个人能分七八颗,五颜六色的糖纸包着,非常好看。 

  发完糖果,班主任宣布:“今天不上课了,都回家玩去吧。”于是,大家高兴地结伴回家,而糖果是舍不得一下子吃光的,留着慢慢吃。 

  下午,几个小伙伴会相约到村边的打谷场上玩耍。那时,农村还是生产队集体劳动,农村人家都不富裕,也没钱给孩子买玩具。 

  没玩具,怎么玩?难不倒我们这些农村孩子。大家想出了很多有趣的“土”玩法。至今,我对其中的两种印象深刻。 

  一种叫“摔元宝”,就是先用旧纸张叠成“元宝”,两人轮流在地上用力摔,看谁能把对方的“元宝”掀翻,被掀翻了的“元宝”就归胜方。 

  小时候,我很有劲,每次玩“摔元宝”,我都能赢好多,最后居然攒了一大堆,用家里的一个空坛子装着。一年冬天,母亲要用坛子腌咸菜,就把我辛苦“挣”来的“元宝”全扔了。为这事,我和母亲闹了好长时间。 

  还有一种玩法叫“打名打跪”,在七八块砖头上写上反面人物的名字,如座山雕、白骨精等,在打谷场上平行摆上一排。大家轮流站在几米开外的地方,用一个小一点的砖头去砸指定人名的砖头,看谁砸得准,准确率最低的要拿出一颗糖果给准确率最高的人。 

  虽然玩具很“土”,但大家依然玩得兴致勃勃,直到家长来喊吃饭,大家才意犹未尽地回家。 

  如今,我已在北京生活工作了20多年,儿时的很多记忆已渐渐模糊,但小时候在农村过儿童节的趣事,却沉淀在记忆深处,成为浓得化不开的乡愁。(蔡继乐 作者系本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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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六一,留守儿童,童年记忆

责任编辑:丁丽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