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患血案背后的制度困局：急诊多发

　　第三方调解机制应简化程序降低成本

　　部分医院的领导为了避免冲突升级或影响扩大，在没有认定医疗责任的前提下，就对患者进行了物质赔偿。

　　张新博律师告诉记者，在医患冲突发生后，有双方协商、卫生行政部门调解、医疗事故鉴定、法院诉讼、人民调解包括第三方调解机制等方式进行调解。

　　其实，在齐齐哈尔、保定、杭州等医患冲突的发生地，均建立了形式不同的医疗纠纷调解机制。部分地区的医疗纠纷调解委员会，还邀请了当地法律、医疗专家担任委员。为何这些机制被一些患者绕开，却选择行凶？

　　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段利忠认为，一些患者可能并不清楚解决纠纷的程序，有的程序也的确设计得过于复杂。对于部分医疗纠纷调解机构，患者可能暂时对其公正性不太信任。

　　“对患者而言，医闹的成本相对其他调解机制可能更低且更直接，并能宣泄自己的不满情绪。”段利忠分析，一些医院为了息事宁人，也会选择和患者进行私下协商。

　　他说，医院内部虽有相关科室专门负责解决医患纠纷，但内部解决的作用毕竟很小，因为在医患冲突发生后，患者对医院自查的信任度较低。

　　在段利忠看来，医院应该倡导患者通过第三方调解机制或法律维权机制解决纠纷，告诉其怎样运用医患纠纷调解机制，怎样走程序，并为患者提供必要的医疗证明、医学文件等证据。“这些程序应该更简化、成本应该更低、时间应该更短，让患者更愿意通过正常途径来解决医患纠纷。”

　　张新博告诉记者，发生医患冲突也与患者性格、个人心理因素有关，这包括疾病造成的病态心理影响，“必须说明的是，杀医事件毕竟是极少数事件。”

　　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常春还表示，客观而言，高校对医学生人文精神培养有所欠缺，虽然许多学校在伦理课、人际沟通课上都会提到这些问题，但由于课时较少，训练存在不足。

　　医疗资源配置难题待解

　　中国青年报记者注意到，发生医患冲突的大多并非小医院。以2013年的媒体报道为例，28起冲突事件中有22起发生在三级医院，其中21家是三甲医院。

　　上述28起冲突事件的医院，有22家在省会城市。

　　在常春看来，医患冲突集中在大型医院的原因在于，患有疑难杂症的病人大多前往三级医院，这种流向造成大型医院的医生负担相当重，往往一个上午要接诊几十个病人，医生没有足够的时间讲解病情。

　　高广颖也注意到了这一点。她说，目前，我国的医疗卫生体系存在一定问题，患者喜欢涌向大医院。大医院费用贵、病人流量大、医护压力大，有的医护人员难以耐心地对待每一位患者，“这样的资源配置是不合理的”。

　　张新博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我国将医疗行业定位为公益机构，在投入、收入、人员管理方面均予以管控。“医疗行业涉及人的生老病死，是极为重要的民生行业，国家目前对医疗行业严重投入不足，使得医疗机构在人员数量、技能培训、设施条件等方面与社会期望相去甚远。”

　　“若想更长效地解决医患纠纷，还得深化医改，尽快增加投入。”他说。

　　常春认为，“分流转诊”可以解决部分问题，也就是“轻症先在社区医院就诊，再根据病情的严重性一级一级往上面转诊。”

　　高广颖同意这一点。她说，三级医院不仅要治疗疑难杂症，还承担教学研究任务，如果总是在医治感冒发烧等小病，不利于医疗技术水平的整体发展。

　　在多位医疗事业研究者的设想中，患者在三级医院治疗基本康复后，可再转向社区医院。但前提是，社区医院的硬件、软件要发展得足够好，让人们愿意去。

　　高广颖说，社区医院发展完善之后，可以在本社区举办健康知识讲座，普及基本医疗观念，使人们科学地认识医学。经济条件较好的人也可聘请私人医生，专业管理自己的健康问题。

　　她提出，减轻大医院压力的方法之一，还有引入社会资本办医，因为政府对公立医院的投入毕竟有限。但政府一定要加强监管，同时医生也要洁身自好，不要因为个别医生的不良行为导致整个社会对医生不满。

　　记者注意到，为了应对医患冲突，去年10月，国家卫生计生委、公安部印发了《关于加强医院安全防范系统建设指导意见》，提出构建人防、物防、技防三级防护体系。其中，保安人数要按照不低于在岗医务人员总数的3%或20张病床1名保安或日均门诊量的3%的标准配备。

　　段利忠说，在目前的形势下，进病房区实行安检可行，但不能长时间执行，只能在医患冲突较多的期间暂行。但是，门诊流量大，做安检并不可行，且社会影响也不好，“安保只是起威慑作用，告诫有不满情绪的患者不要在医院闹事。”

　　在常春看来，医院多加岗哨、多装监控同样不是治本之策，“如果我是监控室的保安，即使一直盯着监控，看到诊室有医患冲突再奔过去至少也要好几十秒，但打伤一个人只需要几秒钟。硬性加强安保有时不见得能保护医生，反而可能让医患双方都更加不信任对方。”

关键词：医患,急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