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调查显示 河北大多数受访者表示希望生二胎

　　生二孩目的多为给孩子找伴儿

　　听到“单独二孩”政策将陆续施行后，省会市民唐女士很高兴，她说自己的愿望可以实现了——早在怀第一胎的时候，她就梦想能有第二个宝宝。

　　作为一个4岁男孩的妈妈，1982年出生的唐女士，感觉儿子就像一面镜子，养育他的过程，让自己这个独生女也在成长。由此，她想，有了弟弟或妹妹后，儿子需要面对的是来自父母的关注至少有一半会发生转移，孩子就要学会更多的包容和分享。唐女士说：“我期待和儿子一起经历这样的成长。”

　　唐女士开始了生育二胎的规划，和她不同，同样符合政策的刘宁却不准备生二胎，她说：“我自己还是个大孩子呢，趁年轻我还想玩几年呢！”

　　记者调查的视野中，“单独二孩”政策放开后，还有许多因素在影响着这一政策能否产生预期的人口治理效果。调查数据显示，在符合这一政策的受访者中，有1/3明确表示准备生育第二个孩子，超过两成受访者明确表示不准备再生，而近一半的受访者则暂时没有考虑。

　　记者发现，这一政策出台之后，围绕“生还是不生”，许多适龄人士以及他们的家庭进行了多样化的考量。

　　有68%的受访者表示，之所以想要二孩，是因为“想给孩子找个伴儿，以消除独生子女的孤独感”。这在考虑生二孩的多重因素中成为被受访者选择最多的考虑。这一结果折射出了城市居民在思考“生还是不生”这个问题上的变化——选择生育二孩的首要因素不是孩子给家庭、父母带来的好处，而是把孩子自身的成长放到了第一位，“优育”观念深入人心。

　　与此相印证的是，当记者问及之所以不考虑或者暂不考虑要第二个孩子的原因时，51%的受访者选择因为经济负担太大，这也从反面印证了城乡居民对于孩子成长的重视，那种“抓把玉米面添瓢水就养活孩子”的观念已经难觅踪影。

　　当然，也有部分居民把孩子对于家庭、对于父母的作用作为了重要选择。在这项设计为可多项选择的问题中，有47%和41%的受访者分别表示，之所以想要第二个孩子，是因为“子女多力量大，可以提高家庭抗风险能力”，或者是因为“想增加家庭成员，融洽家庭氛围”，另外有超过20%的受访者选择把“老来多个依靠”作为生育二孩的原因。

　　在记者的调查中，希望拥有两个孩子的受访者，与准备生育二孩者的受访者数量形成了巨大反差，后者的人数甚至不及前者的一半。究其原因，除却经济因素之外，25%的受访者表示精力不够，年龄因素等也成为对生育二孩持否定态度者的主要顾虑。

　　一位女受访者对着记者打开了“话匣子”：“可以生二孩了，不是我不想要，而是真的辛苦的只有我一个，怀孕的辛苦自然不用说，遇到问题老公也帮不上太多忙，婆媳关系、产后忧郁……很多问题，都得我一个人受着。”

　　“生还是不生”，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受访者赖以决策的因素呈现出更加多元化，家庭关系、经济状况等因素都可能成为决定生或者不生的关键一环。

　　最关注政策何时落地

　　12月1日上午，带着妻子从石家庄市第四医院出来那一刻，王先生脸上的表情很复杂——他希望再要一个孩子，现在医生确诊妻子怀上了，他却不知该高兴还是该担忧。高兴的是自己符合国家出台的“单独二孩”政策，担忧的是妻子临产前这项政策能否在河北落地。

　　妻子好不容易怀上了二胎，王先生不想打掉这个孩子，因为妻子已经33岁了，他说，随着妻子年龄的增长，以后想再要孩子恐怕就难了，自己只能盼着政策尽快落地。

　　记者的调查中，40%的受访者希望“单独二孩”政策今年就落地。然而，从记者了解到的情况看，这份希望很有可能会落空。

　　国家卫计委发布的信息显示，“单独二孩”政策落地，“全国不设统一时间表，由各省负责，根据当地实际情况，依法组织实施。”记者先后致电省卫计委和省人大，省卫计委的工作人员答复，正在积极做工作，但政策何时落地以及相关情况还要等有了成形的计划之后才能接受采访；而省人大办公厅工作人员则表示，省人大尚未启动修改省计生条例的工作，也没有收到省政府提交的关于修改这一条例的动议。

　　记者注意到，11月26日至28日，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召开了第五次会议，会议议程之中没有修改计划生育条例这一项。但会议同时传出信息表明，年度立法计划要优先安排与全面深化改革关系密切的立法项目，要根据改革发展的要求，适时对五年立法规划中的立法项目进行增补或调整。

　　事实上，在政策落地过程中，受访者还对政策落地时间之外的其他因素表达了关注，如“决策过程能否听取社会声音”、“办理生二孩的手续是否繁杂”、“原来发放的独生子女费会否被收回”等等。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提出，继“单独二孩”政策之后，还将“逐步调整完善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而一位国家卫计委专家委员会成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计划生育原意是家庭计划，下一个五年计划要回归原意。”

　　这样的信号，更进一步让人们对我国未来人口生育政策充满了憧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