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治污看广东：战略抉择 不唯GDP 环境好起来

　　降速中塑造的未来潜力

　　东莞的现状也是广东发展的缩影。这列高速行进了30年的列车，是时候停下来检修了。

　　2012年1月，广东省委十届十一次全会再度热议转型升级，在增长速度和增长质量的问题上达成高度共识。此次全会的报告未提上一年GDP的数字，并提出哪怕牺牲一定的发展速度，也要坚定不移地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淡化GDP，并不是不要GDP，关键是要什么样的GDP。”汪一洋回忆，2008年3月18日晚上，当时的广东省长黄华华在看完“双转移”文件草稿后，对起草班子说，要加大推进“双转移”的“吸引力、压力和支持力”。“后来我们终于找到一个办法，就是用人均GDP的增长率来衡量，要求人均GDP增长率高于GDP增长率。”

　　这在事后看来是一个精妙的考核点：如果人均GDP的增长率落后于GDP的增长率，就说明GDP是靠大量投入劳动力得来的，附加值低。

　　作为旁观者，我们依然不能免俗地用数据来衡量广东近年来的发展成果。

　　今年上半年，广东GDP总量仅仅比江苏高800亿元，而江苏上半年的GDP增速为9.6%，广东只有8.5%，

　　或许，广东在全国保持了24年的GDP总量第一的历史将被改写，但一组更具意义的数据却是：今年上半年，粤东西北GDP增长10.5%，增速比全省高2.0个百分点，工业增速、投资、消费等其他主要指标增速均高于全省水平。依托“双转移”和“腾笼换鸟”的契机，2008年以来，一大批新的产业集群正在广东的相对欠发达地区集结。

　　“转型升级盘活了粤东西北地区的经济，也盘活了广东全境这盘经济大棋局。”陈鸿宇认为，这正是未来广东加快发展的潜力所在。

　　产业升级与制度改革

　　此次赴粤前，记者本以为对产业调整和环境治理造成的经济减速的焦虑和担忧，会是广东转型升级的最大阻力。但在采访中，不止一人告诉记者，制度改革才是广东转型的最艰难部分。

　　“制度变革之所以难，是因为在长期发展中，人们产生了一种路径依赖，也就是以追求经济总量为目标的增长主义。”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竞争力中心主任丁力认为，制度变革的核心，正是后来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强调的核心——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但受旧增长方式惯性的影响，政府往往借转型之名对经济产生更大的干预力。“政策与补贴是两根粗壮的指挥棒，如果指挥棒往老路和歧路上挥舞，危险就会进一步逼近。”

　　“制度重于技术！”

　　科工贸信委，曾经是深圳最大的“衙门”。

　　这个集深圳市科技和信息局、贸工局、高新办、保税区管理局等6个政府部门于一体的大部门成立于2009年，初衷是统筹科技与产业发展的各项资源，结果却事与愿违：由于职能分散在二十多个下属处室，科技部下发的政策文件甚至不知道要交给谁。

　　更窘的是，“科工贸信委”这个名字又长又拗口，以至于当地的官员屡次在公开活动中将其念错。

　　深圳这个城市自诞生初始，就是全国最有名的创新高地，高新技术产业是其第一支柱。但2010年，深圳却在科技部公布的20个国家创新城市试点中意外落选。

　　“制度重于技术！”这是吴敬琏近年来反复强调的一句话，而上述事例也恰恰印证了这个道理。

　　事实上，就连丁力这位曾执教浙大20年、每年一度的《广东21个地市区区域综合竞争力报告》主要撰写者、广东经济的长期观察者，也历经了一个思想转变的过程。“说实在的，制度改革我原来是不关注的，但是到最后我发现，这个发展方式的转变背后，不是说在创新上投入一下，这个发展方式就转过来了，环境污染问题就没有了。根深蒂固的是在后面，它为什么要搞大项目投资？为什么要搞粗放型发展？想让市场真正发挥配置资源的基础作用，权力必须得进一步退出市场。”

　　只有改革才能让广东发展更上一层楼，走在前面。

　　2010年5月，在《探索广东特色之路》一文中，汪洋写道：“利益结构调整不容易，‘自我否定’不容易，探索新路不容易。”

　　两年后，广东省第十一次党代会报告提出，“要以自我革命的勇气，坚决打破背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的利益格局，解决政府职能越位、缺位、错位等问题，使政府真正成为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提供者。”

　　同年8月，国务院决定取消和调整314项部门行政审批项目，并批准广东省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方面先行先试。

　　主动降速的广东，已经找到再起跑的新动力。

关键词：转型,治污,广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