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客》专访门罗：我从不自认是女权主义者

　　[导读]“我确实认为做男人并不容易。试想，在那些贫瘠而暗无天日的年代，男人还必须养家糊口，他们会面临怎样的压力？”

　　腾讯文化讯(编译/有毛僧原文来源于《纽约客》，作者DEBORAH TREISMAN)2012年，门罗接受纽约客专访，畅谈自己写作风格与形成因由。她说自己最初写作举步维艰，但在“加拿大文学寻找”这场浩大文坛活动中，她受到了极大的关注，并在某种程度上帮助她脱离了文字困境。门罗提到了自己撰写短篇的习惯，“需要提前构思良久”，她承认自己落笔极快，但后期修改十分漫长。

　　门罗向这位记者，也就是她当时新书《Dear Life》的编辑，介绍自己早年的阅读喜好与写作生活。在大学时，门罗结识了后来的伴侣，只因“他愿意带我去西海岸”；她讶异地发现，在整个家族中，几乎每一代都出过作家，所以她得出结论“苏格兰人无论有多贫困，最无法放弃的就是阅读本身”。她回忆母亲，并将对她的回忆融入自己的作品，在字里行间去凸显她的悲惨、不公待遇与女性的勇敢。这位2012年已经81岁的加拿大女作家说，“我是一个最以自我为中心的人”，在采访最后却似乎略微矛盾地回答，“我不是一个女权主义者，我确实认为生为男儿身并不容易。”

　　我大学时遇到我想结婚的男孩此后可一直写作

　　Deborah Treisman：在你的故事里，几乎所有那些试图打破平庸藩篱的女孩，都携带某种个人主义瑕疵。对女性来说，个人主义往往不合时宜。你是否会竭力避免这一点？

　　门罗：我生长的环境让我相信，“想获得关注”或者“认为自己很聪明”是最坏的事。我的妈妈打破了这个禁忌，最后“受到了惩罚”得了帕金森综合症。(这个原则针对我们这样的乡村人，而不是针对城里人)。我想过生活——那种被众人所接受的、有隐私的生活，我想做所有容易被接纳的事。

　　我所认识的女孩几乎都没有上过大学，我认识的上过大学的男孩也极少。上大学时我只获得了两年奖学金，但在那时，我遇到了一个想与我结婚，并准备带我去西海岸的男孩。此后，我就可以一直写作了。(这正是我在家里的时候一直向往的生活。我们都很穷但周围总能有书相伴。)

　　Deborah Treisman：你写了很多陷入婚姻困境、育儿困境的年轻女性，她们内心挣扎，渴望拥有更多。你也结婚很早，二十四五岁就是两个女儿的妈妈了。你是如何在尽到妻子的义务、母亲的责任以及想当作家的雄心之间获得平衡的？这有多困难？

　　门罗：真正将我彻底击溃的绝不是家务或孩子，我一生都在做家务。真正让我困惑的是一些对于女性的歧视性评价。这些评价让写作这件事变得古怪且不得体，甚至刻意被忽略。不过，我也交了一些朋友，她们也是女性，喜欢开玩笑，以及偷偷读书。我们在一起生活得很愉快。

　　真正的问题是写作本身，我常常写不好。我也经历了写作的“学徒期”，提笔最初我从未想到会如此困难。幸运的是，当时有一个关于“寻找加拿大文学”的激烈讨论，多伦多那些关注的目光，将我从困境里挽救出来。

　　我比其他人更以自我为中心

　　Deborah Treisman：《Dear Life》里面有四篇小说你描述说“不像小说……感觉像自传，虽然不是，有时候又觉得它确实是自传。”(其中一篇，也就是用作书名的一篇Dear Life被《Deborah Treisman》认为是回忆录而非小说。)这些小说很像梦——充满容易忘记也难以理解的童年破碎片段。这些是源自你当时的日记吗？

　　门罗：我从不写日记。我只是记得经历了很多事情，而且我比其他人更以自我为中心。

　　Deborah Treisman：在这四篇中，你母亲都扮演了同一个角色。在1994年《巴黎评论》的一次访谈中，你说，你母亲是你生命的中心。直到现在，是否依然如此？

　　门罗：我想，我母亲依然是我生命中的重要一员。因为，她的一生如此悲惨、如此不公平，她却依然很勇敢。或许也因为当我年幼之际，她却坚持要我参加星期天学校朗诵班吧。(当时我才7岁左右，死活都不想去)。

　　家族每一代都出过作家苏格兰人无论多穷都会阅读

　　Deborah Treisman：好像你的很多小说都使用了诸多童年元素，点缀着与父母共同生活的片段。2006年的小说集《洛克城堡风光》(The View from Castle Rock)是根据你自己家族史写的吗？

　　门罗：我总是将我生活点滴融入作品，但这本书中所说的最后一件事是真的。像以前一样，我还是想强调，《洛克城堡风光》(The View from Castle Rock)是关于我的家族史的故事，它倾吐了我能诉说的一切。

　　Deborah Treisman：当探讨你的这本书时，你发现，你们家每一代人都出过作家。在你成为作家的过程中，你有没有感受到这种家族遗传，或者你看到了自己力图成为人中龙凤的愿望？

　　Deborah Treisman：家族里有这么多作家让我很吃惊。苏格兰人，无论多穷，都会学习阅读。无论是穷人还是富人，无论男女。奇怪的是，我一直没有意识到这特别现象。随着年岁渐长，我一直被编织这种女工活儿困扰(这个烦扰来自我的姑妈和祖父母，而不是我的妈妈)。有一次，我说，长大后我会把这些破玩意扔了，这句话让长辈们极为震惊。长大后，我确实这么做了。

　　早年写作我最喜欢模仿尤多拉•韦尔蒂

　　Deborah Treisman：早年写作时，有没有可以模仿过哪位作家，或者有没有你最喜欢的作家？

　　门罗：我最喜欢的作家是尤多拉•韦尔蒂(Eudora Welty)，我现在依然喜欢她。我从未想模仿她，她写得太好了，也太有自己风格了！她最棒的书，我认为是《金苹果》(The Golden Apples)。

　　Deborah Treisman：是你决定写短篇小说的，还是短篇小说吸引了你？

　　门罗：多年来我一直认为，短篇小说就是一种文字训练，为写宏大叙事的长篇添砖加瓦。后来我发现，我只能写短篇，于是我就只好面对这个现实。我猜，我如此投入于短篇小说，算是对我不能写长篇的补偿吧。

　　过去十年我的确停止过写作目的是为活得更正常

　　Deborah Treisman：当我编辑你的小说时，打个比方，有时我会想删除第3页一些完全无关主旨的段落。当我读到第24页时，我突然意识到，前面那一段是多么重要。你的短篇小说读起来像是一气呵成的，但我猜你花了很多时间去构思如何谋篇布局。

　　门罗：写作时我也常犯错误，东写写，西写写。我也常会突然发现，哦，那些都是错误的！

　　Deborah Treisman：随着时间流逝，有没有感觉写作逐渐变得愈发简单？

　　门罗：我觉得写作，既简单又不简单。第一稿总是很顺畅就写完了，随后是痛苦的修改过程，最后还要加入很多东西，等等。

　　Deborah Treisman：在过去的十年间，你说过要放弃写作。随后，我却突然收到了你的新作。到底发生了什么？

　　门罗：我确实停止过，目的是为了活得“更正常”，更放松。随后，我想到了一个很棒的点子，于是开始继续写作。这次我说停止是真的。我81岁了(此文为2012年采访内容)，对于一些时髦词儿丧失了新鲜感，所以想停下来。

　　我从不认为我是女权主义者我认为男人的确很难

　　Deborah Treisman：虽然你《Dear Life》中的每篇小说都空阔明亮，坦诚善意，但这些柔软总是伴随着遗憾迷茫而后痛苦的结局。几乎所有关于女性的小说都充满了失去与苦难。我想问一个有点冒犯的问题，你认为自己是女权主义者吗？

　　门罗：我从来不认为自己是女权主义作家，不过，但我当然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我看问题从不站在强烈的女性角度。我确实认为，作为男人真的很难。想想，在那些灰暗的贫困年代，男人还必须养家糊口会面临怎样的压力？

　　Deborah Treisman：在《Dear Life》中哪篇小说你最喜欢？哪篇最难写？

　　门罗：某种程度上我认为是《亚孟森》(Amundsen)这篇最难写。我最喜欢的是《骄傲》(Pride)中小臭鼬穿过草地的部分。事实上，两篇我都很喜欢，虽然我知道我不该这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