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萧山冤案：警方疑隐匿有利于被告关键证据

　　疑点重重也能定案？

　　在这起案件中，唯一值得庆幸的，或许正是因为发现了证据存在的诸多疑点，3名被判死刑的被告人，从死刑改判为死刑缓期执行。

　　据悉，当年萧山市人民检察院将此案上报杭州市人民检察院后，在审查起诉中，陈建阳等5人翻供，指控遭刑讯逼供。后杭州市人民检察院退回此案，要求警方补充侦查。

　　之后，警方随案移送了“一块带血的石头”，但没作出血迹检验报告；关于两案赃物，警方则称“我们在侦查、预审阶段均进行了工作，无法获取”；对于刑讯逼供，专案组出具了两份“没有刑讯逼供的证明材料”。

　　根据司法制度设计，在刑事诉讼活动中，检察官承担着事实证据审查及证据收集过程合法性的审查职能。有法律专家认为，这些异常关键的指纹证据无论是警方未移交检察机关，抑或是检察机关未将其随卷移送，如此重要直接证据的缺失，显然是检察机关未尽到审查证据的义务。

　　但就是在直接证据缺失的情况下，1997年6月24日，也就是在陈建阳等5人被警方带走21个月后，杭州市中院开庭审理了这两起萧山命案。

　　在一审开庭审理时，除了田孝平，其余4人均翻供称未参与抢劫杀人，辩护人亦提出：“证据不充分，请法庭进一步查明后依法作出公正处理。”

　　当天的庭审，物证方面起诉书中涉及的刀具、电线等工具，均未出示。“一块带血的石头”是检方出示的唯一物证，认定为是杀害徐彩华的凶器，但并未作血迹、指纹鉴定。此外，该案的34名证人，也无一人出庭作证，鉴定人也未到庭。

　　对田伟冬等人的辩解，一审法院认为：“经查均与事实不符，纯系推诿罪责之词，本院不予采信。”对田伟冬，更认为“归案后抗拒交代其犯罪事实，认罪态度极差”。

　　有法律人士认为，从证据学角度讲，要认定陈建阳等人作案，至少应当具备的直接证据包括：曾与嫌犯打过照面的证人指认、购赃人员指证、公文包、电线、作案刀具等实物证据。多位家属回忆，当年一审庭审时，公诉机关出示的主要就是几个当事人的口供，只问被告人有无异议，“被告人略作解释，则遭训斥”。对实物证据，公诉人则称，“由于时间已久，无法取得”。

　　对辩护人要求提供的“车辆方向盘、车身、拉手指纹鉴定”，公诉方却未予回应。“律师要证据，但他们拿不出来”。

　　陈建阳等4人在庭上依旧指控刑讯逼供，但检方宣读了此前公安机关出具的无刑讯逼供的自我证明材料。陈建阳等4人坚称并未作案，法庭认定“纯系推诿罪责之词”而未采纳。

　　尽管疑点重重，辩护人也坚持认为陈建阳等4人参与抢劫犯罪的证据不充分，但杭州市中院依然认定“本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并于1997年7月11日作出一审判决，判处陈建阳、田伟冬、王建平死刑，朱又平死缓，田孝平无期徒刑。

　　一审宣判后，陈建阳、田伟冬、朱又平、王建平4人向浙江省高院提起上诉。二审审理前，浙江省高院法官到萧山看守所提审了陈建阳等人。陈建阳回忆，提审仅5分钟，高院法官说，认罪的话还有保命的机会，“不承认可能年底就枪毙了”。朱又平在再审的现场也提到，当年提审时，遭遇到法官的“死亡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