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罕坝，京城绿色屏障的前世今生

　　守望：望海楼里三代望海者

　　在塞罕坝阴河林场，有一座小楼房，是用来望火情的，名叫夫妻“望海楼”，只有夫妻二人看守。其实，它最初名为“望火楼”，一是因森林忌火；二是远远望去，仿若一片林海。鉴于此，遂改名“望海楼”。

　　塞罕坝森林大多为人工针叶林，林下、路边蒿草茂密，可燃物载量十分丰厚，且塞罕坝气候干燥，物干风大，属高火险区，加之森林集中连片分布，一旦发生火灾，极易造成“火烧连营”之势，后果不堪设想。

　　守望，成了最原始的也是最有效的警报系统。

　　这里海拔近二千米，望海楼是林场的至高点。站在望台上，放眼望去，方园数十里的绿海尽收眼底。夏季时分，当毒辣的阳光直射肌肤，如针刺般刺痛。在冬季零下几十度的时候，北风呼呼，则如刀割般疼。

　　夫妻“望海楼”的职工，丈夫叫刘军(中)，妻子叫祁淑艳(左一)。新华网郭香玉摄

　　这座“望海楼”的职工，丈夫叫刘军，妻子叫祁淑艳。他们每天的工作，就是每隔15分钟，用望远镜观望周边火情，在记录本上记下情况，比如天气、风力、是否有火情等。一旦有情况，就马上想法设法通知总部。

　　“我们夫妻俩是第二代瞭望员。从2006年开始，就在这里每天通过望远镜远望，那时住的条件是一个铁棚子，夏季时早晚很冷、中午很热，食用水是蓄水窖里的水。”妻子忆起当年不堪回首的日子，内心略有酸楚。稍作镇定后，缓缓地说道，“那个时候，还好有一根天线，可以收到一些电视节目看，也就不觉得凄凉了。现在有了无线网，可以和外界沟通了。”

　　从一位老职工那里，记者了解到第一代瞭望员的情况。

　　也是一对夫妻，当时条件很差，孩子出生之后，三岁还不会说话，见到陌生人就跑。十里八乡，孩子从出生就没有见过陌生人，看着自家的孩子变成了这样，身为父母，很是着急。为了孩子能早一些开口说话，给孩子一个成长的环境，无奈之下，才向组织汇报，调转到其他部门了。

　　瞭望房舍的每一次面貌更换，都是时代的象征。现在的“望海楼”，已是第四次改建了，从最初的瞭望房舍马架子到第二代砖房、第三代二层阁楼、再到如今五层小阁楼，这就是时代发展变化的缩影。

　　现在的瞭望房舍是2013年改观的，虽是五层，单层面积却不足十平米。其中，一楼作为客厅用。往里走，则是厨房，楼梯处堆放杂物，比如蔬菜等；二楼是卧室，床就在窗户边上，冬天风大，即使有暖气，也会很冷。五楼是瞭望工作的地方，一张桌子，一把椅子，桌子上摆满了记录文件，还放着一个望远镜、一部电话。望远镜已显得有些破旧。

　　在防火期以外的时间，瞭望员刘军找到了自己兴趣点，开始研书习画，还将一些花鸟、书法装裱了起来，挂在一楼墙上。作品算不上专业，但他依然很珍惜。

　　“我们也会吵架，但很快就不生气了，因为没有其他人说话，天天只对着他了。”妻子说得很朴实。茫茫林海，他们一分钟也不能离开“望海楼”，唯一可以和他说话的人，就是自己的爱人。

　　“这里的游客不多。夏季也有游客过来，但来了看一下就走了，觉得啥也没有。”“啥也没有”，这几个字从妻子嘴里说出来，是那样的自然。

　　当今的夫妻“望海楼”。新华网郭香玉摄

　　十余年的坚守，在“啥也没有”中，他们就是这样天天望着天、看着树，偶尔说说话，偶尔吵吵嘴，更多的是沉默，还有所面对的孤寂和无助。正如妻子祁淑艳的话说，跟这片林子打交道，天天望着、数着，哪棵树又长高了，哪片林长势如何，都了如指掌。

　　风霜雪雨、天寒地冻、酷暑难耐。夫妻二人，一心想着看护林子，把林子当生命一样待。

　　“儿子是防火员，我们发现火，他就去扑。”刘军的儿子二十岁左右，正值青春好年华，在父母的影响下，也立志把自己的一生献给塞罕坝，成了一名防火员。妻子说，“等我们将来退休了，就打算让儿子接班，继续留在望海楼。”他们的儿子听说将来要接班，也怀着一份对“望海楼”同样期待、向往的深厚感情，傻傻的笑了笑，笑里藏着少有的善良和可爱。

　　几十年来，塞罕坝是零火灾。在塞罕坝，共有9个瞭望塔进行人工监控，还有15个机器摄像头24小时实时监控。

　　塞罕坝林场防火办主任吴松说，机器监控相比人工监控而言，准确性略低些，主要是有些地方是盲点。不过，机器监控与人工了望可以互补。

　　所以，人工瞭望虽然原始，但还不可或缺。

　　“望海楼”，几代人的守望，护卫着塞罕坝这片林海。

　　在塞罕坝，流传着六女上坝的感人故事。陈彦娴，便是其中之一。

　　那时，全国都在学习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典型邢燕子和侯隽。一腔热血的陈彦娴，当年19岁，正在读高二，在那股奋进的力量感召下，总觉得自己是否也应该向她们一样，做出一番成就来。

　　陈彦娴和宿舍其他几位姐妹聊梦想，“要是能像北大荒的女拖拉机手梁军一样，开拖拉机驰骋在原野上，那有多好呀！”

　　六姐妹一拍即合。

　　这张珍贵的照片，记录着当年“六女上坝”的感人故事。

　　陈彦娴的邻居刘文仕，当时任塞罕坝机械林场的场长，听说那里正在大规模机械化造林，何不找一找他？六姐妹商定后，给刘文仕去了一封信，描绘了她们的远大理想，希望能到坝上去造林。

　　这封信很快得到了明确的答复，塞罕坝欢迎她们这样的热血女青年。学校老师们对于憧憬梦想的六位女学生，不仅没有拒绝，还给她们开了欢送会。

　　1964年夏天，承德二中陈彦娴、甄瑞林、王晚霞、史备荣、李如意、王桂珍6名正在备考大学的女高中生，抛弃大学梦，怀着对林场的远大憧憬，不顾家人反对，到了荒漠无际的塞罕坝机械林场当工人。

　　从承德到坝上，看似距离不远，却在路上颠簸了两天多。两天来，路是越走越清静，越走内心越感到不是滋味。一条土路，似乎没有尽头。一路上受的苦不言诉，吃不好，睡不好，以为到了坝上，可以好好休息一下，缓缓神。谁知，直到第三天下午3点多，终于到了坝上。才发现，坝上的房子总共没有几间，到处是半人多高的野草，风沙大得很，吹的人根本睁不开双眼。一片荒凉的景象，就这样毫无保留的呈现在她们面前，姐妹们一下子被惊呆了。

　　接下来的一幕，却久久温暖着几颗凉下来的心，那就是林场的书记、场长亲自迎接。有时候，感动就一瞬间。那不仅仅是感动，而是对六姐妹的希望和信任。

　　陈彦娴清楚地记得，第一天，林场给她们吃的是一顿黑面饼和炒磨菇，几人皱着眉头，难以下咽，却看到书记、场长、其他工人们吃得津津有味。在接下来的许多天里，她们吃的都是含有麦芒的黑莜面、土豆、咸菜，喝的是雪水、雨水、沟塘子水，有时粮食供应不上，就煮莜麦粒就盐水充饥。

　　后来，六姐妹才知道，第一天的饭菜，是林场招待贵客的待遇。

　　六姐妹被分到千层板林场苗圃。“我们不是来机械化造林的吗？怎么会来倒大粪？”姑娘们疑虑重重。苗圃育苗用的是有机肥，赤手拿粪勺掏大粪也成了她们的日常工作。

　　苗圃育苗是一项技术要求较高的工作，为了掌握好播种时盖土的薄厚和压实度，她们就拿播种用的滚桶和刮板一遍又一遍地练，手臂练肿了也不停。

　　上坝后不久，迎来了她们在坝上的第一个中秋节。

　　往年，中秋节都是和家人围在一起吃月饼，说说笑笑过着团圆节。可是，在坝上，不仅没有月饼吃，还要坐在阴冷的大工棚里选苗。工棚的外面，飘着银白色的雪花，银装素裹。若是六姐妹还坐在学校的教室里，面对如此佳景，或许能作出一篇关于雪景的美文来。然而，现实却没有想象中那么富有诗情画意。

　　进入10月，坝上天寒地冻，大雪封门的时候，为了保证苗根不失水，她们还要在泥塘里作业，即使穿着棉袄，也是冻得直哆嗦。

　　造林任务紧迫，她们不得不加紧时间完成。苗圃育苗是很关键的工作，若苗子不好，怎么培养成参天大树？那时候，每人平均每天选上万棵苗，收工时，腿也不听使唤，腰也直不起来，整个人像僵住一般。用陈彦娴的话说，在苗圃工作的职工，罗圈腿、风湿病都是常有的事。

　　陈彦娴的母亲心疼女儿，偷偷托人在承德给她找好了接收单位，还亲自跑到塞罕坝做她的工作，希望能回到自己身边。相对安定和舒适的生活，并没有诱惑到陈彦娴，她断然拒绝了母亲，并给母亲做工作，让她继续留在塞罕坝。她认为，自己的选择，是对的。在坝上扎根，则是她一生的选择。

　　上世纪六十年代，林场交通闭塞，只有一条通往县城的土路，坑坑洼洼。有一年，冬日里大雪封山，再加上林场基本处于半封闭、半隔绝状态，让许久没有与家人联系的六姐妹，眼看着塞罕坝的雪有1米多深，无望的眼神里，还是渴盼着能回家过年。

　　总场知情后，派了一辆大卡车送行，卡车前面是一辆55马力的链轨拖拉机推雪开道。前面推开了路，后面的路又立刻被狂风卷起的雪埋上。那次，走了一整天，才挪出4公里路。拖拉机掉进雪坑，汽车抛锚。路走不动了，家回不了了。六姐妹含泪望望远方的家，一只手拉着另一只手，踏着深深的雪，摔倒了，再爬起来，眼里委屈的泪花，想掉下来，又憋回去。就这样，一点点摸着黑，返回了林场。

　　选择林场，选择无悔！

　　“我先后在林场的粮食所、学校、修理厂、汽车队等单位从事过不同的工作，现在我们的子女又接过了我们老一辈手中的接力棒，继续传承着我们的事业。”陈彦娴说这句话的时候，时光已经过去几十年了。

　　在坝上，“六女”认为小米饭和土豆是最好的饭食，每每吃土豆时，就会买很多，放着慢慢吃，还因此得了个“土豆”的绰号。

　　“六女上坝”的故事，感动着许多人。用她们的话说，为了林场的希望，再苦再累，一切都值得。如果再一次选择呢？

　　陈彦娴说：“塞罕坝！选择塞罕坝，我无怨无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