娱评：《大话西游》重映的意义或被消解

　　一点残存的怀念

　　1994年，《大话西游》在内地上映时，票房寥寥，口碑也乏善可陈。

　　当时的周星驰在香港已红透半边天。刚刚凭《赌圣》、《赌侠》、《国产凌凌漆》、《逃学威龙》等一系列影片高调上位，在短短两三年里票房全线飙红，一举成为影坛炙手可热的巨星，连昵称也由“星仔”变成了“星爷”。

　　观众也渐渐形成心理定势：周星驰要是不搞笑，那岂不是一件太搞笑的事情了？

　　这让“星爷”有点苦闷。

　　这一年，周星驰不想一成不变继续搞笑，想有所突围，于是单独成立星辉公司，拉着刘镇伟去内地拍摄了这部《大话西游》。结果相信大家早就知道了：片商和观众都不买账。

　　据北京新影联负责宣传策划的副总高军回忆：1994年年底发行这部片子时，内地各电影公司经理都不看好，觉得“太吵太闹”，所以一直拖到1995年2月寒假时才推出，自然也没作过多宣传。该片最后在内地草草收场。连带的效应是，一直到2004年的《功夫》之前，10年内的内地大银幕上再未上映过周星驰的任何作品。

　　这部在日后被奉为流传不衰的经典并被解读为后现代风格的代表作，当年的票房可以用惨淡来形容。即使在当时最为火爆的香港市场，最终也以2500万元收场。虽然仅能够收回成本，但与周星驰以前的影片相距甚远。在1995年的香港金像奖评选中，该片也未被认可，最终只获得了最佳男主角、最佳编剧两项提名。《大话西游》在当时不仅没有火爆的票房，就连批评的影评也很少收到。

　　《大话西游》的失意令当时踌躇满志的周星驰甚是气馁。虽然后来“大话西游”逐渐走红成为一种文化现象，但在周星驰之后的电影生涯中，他也绝少主动提及这部作品。

　　“封神”的文化基因

　　当《大话西游》在电影市场上命运多舛时，盗版录像带和VCD的兴起让这部影片梅开二度，并一举在内地民间掀起了长达近20年的观影和解读的热潮。

　　影片再度兴起的确切时间虽已无从考证，但它与影片公映所打的“时间差”却是真实存在的。根据盗版碟贩卖及流传的效率来计算，大约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内地开始掀起一股“大话”热，并经久不衰。《大话西游》以“病毒”似的传播效率，迅速传开。看《大话西游》成为像听流行歌曲一样普遍的事情。

　　《大话西游》开始“大热”的核心区域正是内地各所高校，追捧者大多为高校学子，并开始有人专门“研究”影片回旋式的套层结构、月光宝盒的穿越功能、叙事结构的后现代解构，以及人物关系、爱情悖论的阐释等文化学意义上的“深度解读”。

　　这时，《大话西游》的经典台词已经成为网络流行语。有人认为是网络的兴起带动了《大话西游》的火爆，但事实上“大话迷”引发出更多的网络话题。而网络的繁荣，也带动了《大话西游》的衍生物如火如荼地蔓延。根据《大话西游》改编的各种版本的故事也随之而出，《大话西游》就像一个创作源泉，带动着“大话文学”蓬勃发展。

　　周星驰正是借这部票房飘零的《大话西游》得以在内地“封神”，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讽刺。北京大学教授张颐武分析过这种现象：“周星驰的《大话西游》和一系列饶有兴味的电影都意外地不可思议地提供给一代人以成长的宠爱。对于他们来说，周星驰不仅是一种迷恋的对象，而且还是他们的语言框架和范式。这使得周星驰超越了香港文化的地域特性，成了内地新青少年流行文化的一个象征。”

　　《大话西游》的风行也让周星驰被冠以“无厘头”、“后现代”等“大师”头衔。2001年，周星驰应邀走上北京大学讲台，标志着一个文化偶像的诞生。

　　重映的意义或被消解

　　作为票房“神话”，周星驰已经在香港保持了20多年的纪录，虽然产量递减，但纪录却不断被刷新。可是评论却一直很苛刻，《功夫》、《少林足球》、《西游之降魔篇》等近作“吃着当年的老本”刷出不错的票房成绩，但在口碑上都没能再延续《大话西游》曾经的“神话”。

　　在片商看来，《大话西游》重映似乎就是想借助“大话”的情怀追求商业利益的最大化，这本身并没有错。《大话西游》这次选择重映的时间点也很巧妙，恰恰是娱乐圈发起大规模的“倒周运动”之后，“周星驰”在影迷中的人气不降反升，不能不说这是一个很大的商业机会。

　　《大话西游》这次公映的版本是从1994年内地公映的胶片拷贝转制的数字版，在保留了原胶片质感的同时，亮度、清晰度、饱和度都较胶片版有大幅度的提高。虽然影迷感慨着“一定要去电影院把票钱还给周星驰”，但是这次重映似乎与周星驰自己并无关系。

　　20年前的至尊宝如今已经修成正果了，《大话西游》重映的结局如何不会妨碍影迷对该片的推崇。《大话西游》更多是一种文本的意义，凝聚在大家的思维方式和话语习惯里，融化在“大话迷”的血脉之中。借用一句流行语：你看与不看，影片都在那里，不增也不减。

　　20年前，《大话西游》首映时十分寂寞；20年后，已成经典的《大话西游》还需要在市场上证明自己的价值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