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光斌:几个流行的民主化理论命题的证伪
而泰国的政治难题告诉我们,恰恰是城市中产阶级,构成了民主的反对力量。他们不停地搞街头集结,不推翻民选政府决不罢休。更为可笑的是,因为泰国的中产阶级占人口的30%,他们提出了极端荒谬的政治主张:70%的国会议员和官员靠任命,30%的靠选举。在泰国这样一个城乡两极的社会结构中,中产阶级成为少数,必然是人头政治的输家。因此,此中产阶级非彼中产阶级,而中产阶级的政治诉求取决于其所处的社会结构,中产阶级与民主没有必然联系。 泰国是“没有资产阶级就没有民主”的反面教材。其实泰国并不特别。大量的历史和既有的研究已经告诉我们,有财富的阶级喜好自由,自由带来财产权,而且喜欢用脚投票,即哪里环境自由、哪里能发财就到哪里去,他们特别不喜欢一人一票的靠数人头的民主政治。什么人喜欢人头政治呢?什么人喜欢平等呢?当然是下层阶级、穷人和无产者。也正因为如此,西方政治思想上的主流理论一直是压制、妖魔化作为大众权利的民主的,托克维尔说的“多数人暴政”就是讲民主弊端的可能性。但是,当西方的大众、美国的黑人有了选举权以后,又没有出现托克维尔所担心的穷人对富人的合法剥夺,原因何在?在于宪法,在于法治,在于苛刻的制度安排,使得大众即使有了民主选举权也不能实行不利于富人的政策,民主变成了穷人4年一次的“嘉年华”,富人的隐忧消失了,穷人的心灵也得到了抚慰。 乌克兰悲剧与“民主有利于民族和解” 印度之所以是印度,即多民族、多种族的印度之所以能成为一个国家而不是四分五裂,就在于印度实行了民主政治。这是西方人最为津津乐道的。其实,印度之所以是一个统一的印度,还可能有更多其他的、更为重要的历史背景和政治原因,而不能简单地归因于代议制民主下的联邦制。一个更大概率、甚至普遍性的规律:正是由于民主运动,一个又一个新生国家诞生了。联合国成立时只有40多个会员国,而今天则有200多个,其中民主化运动居功至伟。这是因为,民主主义和民族主义一开始就是一对孪生兄弟,民主化催生了欧洲最早的民族主义运动,反过来,民族主义运动又借助于民主化而得到强化。1950~1970年代的民族解放运动其实又是民族民主运动,大批亚非拉国家得以诞生。苏联解体、南斯拉夫解体,更是刚刚过去的历史,都是民主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双重奏的产物。 乌克兰的悲剧进一步告诉我们,在存在种族冲突和国家认同危机的国家,即20%多的乌克兰东部的人亲俄罗斯、70%多的乌克兰西部的人亲欧洲的分裂型社会,选举民主动摇的是立国之本即国家认同。和泰国一样,乌克兰的分裂型社会结构决定了稳定的、和平的民主政治依然是期许之中的愿景。 |
关键词:民主化,政治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