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任仲平：标注现代化的新高度

　　　(三)对于一个在现代化道路上奋力追赶的国家来说，这无疑是一条“光荣的荆棘路”。

　　马克思、恩格斯曾经指出：“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悠久的文化传统、巨大的人口规模和社会主义的制度体系，决定了中国必须成为创新人类文明发展模式的重要参与者。这是我们准确把握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的重要视角。从改革的进程中去观照，用广阔的历史眼光来审视，放在我国社会变革的历史过程中去衡量，我们才能洞悉其深刻内涵、把握其重要意义。

　　纵观社会主义诞生以来的历史过程，怎样治理社会主义这样的全新社会，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实践和探索。无论是巴黎公社的街堡，还是共产国际的战歌，都未能让马克思、恩格斯经历全面治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从拉兹里夫湖畔奋笔疾书《国家与革命》，到打响攻占冬宫的第一枪，列宁领导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创立，却尚未深入探索就溘然长逝了。有英勇抗击纳粹的壮举，有党内大清洗的悲剧，也有腐败愈演愈烈的积弊，苏联在其70多年治理历程中曾写下辉煌一页，但由于没能形成有效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日积月累、积重难返，最终难以逆转国亡政息的命运，留下社会主义国家治理史上令人扼腕的沉重一笔。

　　从中国社会变革的历史进程看，实现这样的总目标更具复杂性和紧迫性。自汉唐治世到康乾盛景，中国的国家治理水平曾代表一个时代的顶峰。然而自商鞅废井田、立郡县之后，“百代皆行秦政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社会观念始终没有改变，君主专制制度始终没有改变。当欧美国家争相改制图强之时，中国却如同一头沉睡的雄狮，固守于宗法祖制，与治理现代化的浪潮失之交臂。武昌城头辛亥革命的枪声，击碎了绵延2000年的封建王朝，为中国的进步打开了闸门，但君主立宪制、复辟帝制、议会制、多党制、总统制，种种国家治理体系的方案都在现实中败下阵来。直到新中国的成立，才结束了一百多年来被侵略被奴役的屈辱历史，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百年梦想，并在之后的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改革开放的历程中，取得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成果，终于找到了一种适合中国国情的国家治理路径。

　　“物有甘苦，尝之者识；道有夷险，履之者知”。回望我们党领导革命、建设、改革的光辉历程，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改革，到今天，我国社会主义实践已经走过前半程；后半程，我们的主要历史任务便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为人民幸福安康、为社会和谐稳定、为国家长治久安，提供一整套更完备、更稳定、更管用的制度体系。

　　早在1992年，邓小平同志就曾指出：“恐怕再有30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的方针、政策，也将更加定型化。”而今，站在新的历史方位，落实这一战略构想恰逢其时。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标注现代化的新高度，成为我们这一代人责无旁贷的历史使命。

　　　(四)“法者天下之公器也，变者天下之公理也。”制度的设计必须适应时代的变化，治理的脚步需要跟上发展的节拍。获得这样的认识并不算难，难的是何谓“适应”、怎样“跟上”？

　　改革的历史，就是一部波澜壮阔的制度演进史、治理完善史。短短1/3个世纪里，面对经济全球化浪潮，我们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面对长期执政下的挑战，我们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推进党的领导体制逐步规范化、制度化。适应人民群众不断增强的权利意识，我们推进基层群众自治，完善信息公开机制，为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开辟新渠道。面对社会转型的矛盾凸显、利益分化，我们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建设生态文明……这些大刀阔斧的改革，为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夯实基础，对完善社会主义中国的国家治理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而今，我们又提出了更高目标——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是一个总揽全局的发展目标，也是一项极为宏大的系统工程。它意味着体制机制和治理方式必须向着现代化艰难转身，要求我们必须把握好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制度自信与深化改革、价值体系与治理体系这几对重要的关系。

关键词：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