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新起点

　　【光明专论】

　　我国改革正处于深水区和攻坚阶段。与以往相比，改革的深刻性、复杂性、艰巨性前所未有：转型与改革交织融合，经济转型、社会转型、治理转型都直接依赖于重大改革的突破；利益失衡的矛盾突出，改革需要在调整重大利益关系上取得进展；转型倒逼改革，改革的时间和空间约束全面增强。在这个特定背景下，正在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研究制定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方案，向人们释放以更大决心和魄力推进全面改革的重要信息。

　　突破利益固化樊篱

　　坚持富民优先，形成合理的利益结构是我国改革开放的重要起点和重要经验。35年前，正是因为改革打破了平均主义的樊篱，才使改革赢得了广泛的社会支持，进而形成了改革的社会合力。35年后的今天，改革在取得历史性成就的同时，面临着贫富差距扩大、利益失衡的突出矛盾和重大挑战，利益固化的倾向与趋势日益明显。面对深刻复杂的利益关系，需要坚持富民优先的改革导向，大胆稳妥地调整利益关系，尽快扭转贫富差距扩大的趋势，逐步形成更为合理的利益结构。

　　坚持富民优先，就是把老百姓不断享受到改革红利、发展实惠的基本原则贯穿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五位一体”改革的始终，并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出发点和归宿。经济体制改革需要坚持富民优先。我们说，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善，还需要进一步改革，重要的是这个不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容易导致利益固化和利益失衡。尽管市场化进程会不可避免地导致利益分化，不可避免地带来利益主体多元化，但公平可持续的市场经济体制恰恰可以促进公平竞争，能够形成平等竞争的规则，能够让更多的人凭借辛勤的劳动、技能的提高而实现向上流动。政治体制改革需要坚持富民优先。确保经济体制改革的普惠性，使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对政治体制改革提出了新的要求。这就需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有效约束权力、监督权力、问责权力，提高政府公信力；这就需要优化权力结构，使政府从具体的利益中超脱出来，把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作为基本职责；这就需要更加注重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作用，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权利和自由。社会体制改革需要坚持富民优先。就是要加快形成托底的体制机制，让中低收入者免受经济波动的冲击；就是要理顺国家、企业、居民之间的利益关系，逐步提高“两个比重”；就是要打破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形成各类群体公平发展、共享发展的社会环境；就是要在缩小贫富差距、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形成橄榄型社会新格局上有重要突破，以奠定共同富裕的社会基础。文化体制改革需要坚持富民优先。就是要适应人民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突破文化供给的体制瓶颈，使文化不仅成为重要的支柱产业，成为城乡居民就业和收入增长的重要渠道，更成为促进人的发展的重要事业。生态体制改革需要坚持富民优先。就是要适应全社会日益增长的生态环境需求，加快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的相关体制机制建设，推进绿色转型和绿色增长，使全体城乡居民享受青山绿水。

　　全面深化改革涉及重大利益关系调整。坚持富民优先，就是要敢于调整重大利益关系，敢于向行业利益、部门利益、地方利益等既得利益“动刀子”，勇于突破利益固化的樊篱；就是要破题收入分配改革，努力实现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中等收入群体翻一番；就是要保障和改善民生，把发展经济与改善民生更好地结合起来，加快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让群众看得见、摸得着、得实惠。

　　全面激发市场活力

　　35年的改革实践表明，政府与市场关系牵动、影响改革全局。政府与市场关系处理得好，不仅能够保证经济健康发展，还能够带来社会和谐与政治清明。相反，政府与市场关系处理不好，会给经济转型、社会转型等带来多方面的困难。当前我国经济生活的突出矛盾，在于政府过多的行政干预和深度介入微观经济活动。这就给新阶段的市场化改革提出了一个重大问题：在经济生活领域，是坚持市场主导下政府的有效作用，还是实行政府主导下市场的有限作用？毫无疑问，在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需要进一步理顺政府与市场关系，全面激发市场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