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大学教授:反贪硕士毕业生若成贪官不奇怪

　　事实上，在发起这个教学改革项目之前，何家弘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以建言者的姿态出现在公共舆论里。他曾高频度地“对中国的反腐败问题发表意见”，并试图推进官员财产公示制度。2009年，在我国“东南”的浙江省慈溪市开始实行“廉情公示”制度，而在我国“西北”的新疆阿勒泰地区也完成了1054名县级干部的“财产公示”，这一度被这位文字优雅的法学家称为“东南西北通往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曙光”。

　　“后来发现说来说去只是说说而已，有一点灰心，从我个人来讲，觉得算了，别老到处乱说了，还是回学校老老实实教书吧。”何家弘回忆起自己创办“反贪硕士班”时的心境，他觉得，既然大环境管不了，起码“要让这个班里的正气压倒邪气”。

　　何家弘记得，面试中有一个问题是“为什么要选择这个班”，一个学生讲，“家里打过官司，觉得在公检法系统没有熟人很吃亏，所以很希望能进到这个专业来，以后到检察院去”。

　　这个回答让何家弘感到有点难过，后来，他给了这名考生比较低的分数。

　　事实上，从“反贪硕士班”建立之初，何家弘便寄望在其中形成某种制度建设。

　　班长李传文记得，在当年的开学典礼上，除了何家弘与学生们“约法三章”，法学院院长韩大元也特意强调，“反贪硕士班”的学生绝对不允许利用校外导师的关系替别人说情，否则将会被开除出院。而那场开班仪式的最后一个环节，则是由该班新生抽签选择自己的导师，在何家弘看来，只有这样“才是最公平的”。

　　为了让“反贪硕士班”接受全校师生的监督，何家弘还建议学生们自己设计班徽并在公共场合佩戴。李传文记得，当时的候选方案有很多，有人主张用天平代表“反贪硕士班”，也有人提议应该用“显微镜”，而最终出炉的班徽则是一枚镶有金边的红色盾牌，上面有一个“侦”字，下面刻着“职务犯罪侦查硕士第一期，2010”的字样。

　　很快，“反贪硕士班”也拥有了属于自己的班歌：“长风吹起战斗的号角，反贪旗帜迎风招展，热血青年意气风发，豪迈出发在起跑线……”

　　如果以后做了检察官，靠刑讯逼供取得口供的算不了本事

　　从进入“反贪硕士班”开始，本科毕业于人大新闻学院的吕凡就有种成了新闻人物的感觉。

　　不少人都曾在微博上@她和她的同学：“这个就是你的那个班吗？”还常有人神神秘秘地问他们：“你们班到底开什么课啊？”就连找工作资格复审的时候，都有几个同学曾被面试官问道：“哎，你就是那个‘反贪硕士’班的啊？”

　　事实上，相比于“中国如何反腐败”这样的国家大事，他们在学习中更多要将注意力放在如何掌握更专业的反贪技术上。他们既要练习拿着刷子提取固定指纹；也要学会通过微表情识破对方伪装。时不时地，他们还要与隔壁班的同学来场真刀真枪的电子取证对抗：对手要将账号或者关键证据藏在电子设备里，“反贪硕士班”则要在最短时间内找到被隐藏或被格式化的数据。

　　“目前来看还是赢的多，我们毕竟是系统学习过的，贪官的电脑水平总是要差一些。”该班班主任、副教授刘品新说。

　　他还透露，像电子取证这样的专业化技术在去基层交流时往往很受欢迎，“他们还去给一线检察官上过课”。

　　“从这里面你能看出大势来，都意识到要从重口供向重科学转型，刑诉法修改已经规定了不得强迫任何人自证其罪，这就指明了方向。”刘品新将课堂内的改革与中国法治进程勾连起来解释，“法律已经提出了转型要求，实务就要更加努力，当侦查能力提高到足够科学和专业，未来不排除规定沉默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