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方热议城管弊病：城管制度被指存先天缺陷

　　“一城之管”的存废之争

　　隋木青站在不少网民的“正方”，认为城管制度“必须废除”。“因为法律没有赋予城管相关的权力，他们的执法地位也很尴尬。”

　　在他看来，城管所承担的管理市容职责应该由“公共警察”来负责。

　　而“反方”赵阳看来，即便取消城管，也不解决暴力执法的问题。

　　“目前各部门推诿的问题，都集中到了一个城管部门来。国外虽然没有城管，但是也有相应的部门来做。如果取消了城管制度，还权给各个部门，并不意味着就能够彻底暴力执法的问题，而且还权以后，各个政府部门会因此增加大量的人员。”

　　在采访中，也有不愿透露姓名的老城管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表示：“作为城管上级的地方政府，早就应该吸取教训，理顺城管的身份和地位。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实际操作里集中的只是责任和义务，并没有理顺相关部门之间的法律关系和法律地位。综合执法部门，只是地方的万金油，什么都能管一阵，什么都不能根治，然后全社会都把气撒到它头上。”

　　赵阳认为城管制度不应该取消，同时，作为“临时工”的协管也不应被清退。“现在城管的人数确实不够，南京已经有十年没招聘城管了。这么大的城市，想要管理起来，政府应该加大投入。”

　　近日《环球时报》评论称：“我们在批评城管的同时，谁也拿不出来一个彻底取代城管的方案。一些建议是局部性的，能起到修补作用，但城管在目前阶段存在的必要性是严肃学者们的共识。”这一观点引发了很大争议。

　　赵阳并不因为自己是城管，就支持这一观点：“且不说哪些人算严肃学者，有无这样的共识，难道城管存在的必要性仅靠严肃学者的共识维系？”

　　在城管制度存废问题上，他表现出了“改革派”的特点，“与其取消，不如加强监督，规范一下城管的工作。”

　　“只纠结城管问题本身，永远找不到答案”

　　今年“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同济大学教授蔡建国就提交了提案，明确呼吁“完善城管立法”。这是我国首个呼吁“城管立法”的政协提案。

　　本报记者今日联系蔡建国委员，他表示：“至今为止尚未收到任何相关部门对提案的回复。”

　　“我认为城管和被执法者的矛盾，本质上是非对抗性的矛盾。从根本上来说，是我国法制还不够健全。相比所集中的职责，城管完全没有相适应的法律手段和权力去有效地履行职责。”

　　赵阳也深有同感。“人们把协管员称作‘临时工’，然而以城管目前的尴尬地位，城管相对其他政府部门而言何尝不是‘临时工’？城管为体制背黑锅，协管员为城管背黑锅，临时工就成了中国最忙最坏的人。”

　　他对城管的比喻很有意思：“现在的社会矛盾冲突很多，而城管不是灭火的‘消防队’，很多时候恰恰成了‘点炸药包的人’。”

　　有10多年城管工作经验的他认为，在现有制度下，城管执法应该更需要智慧。

　　“我们对待小贩，不能一概而论，小贩可能不懂相应法律法规，就应该告诉他们相关的法律法规，以劝告教育为主。我见识过形形色色的小贩，很多是家庭很困难，确实要以此为生，对于这些人群，我们也会予以照顾，通过小区物业公司，解决工作问题。”

　　赵阳说，对于小贩问题，应该重视“疏导”，以温和的方式予以解决，不能动不动就采取过激的暴力方式。比如“我会做很多前期工作，多开几张整改通知单，多次进行提醒，对形势和执法进行一个预估。城管执法是为了社会的和谐，不能因此破坏了社会的和谐。”

　　“还要给城管先洗洗脑，让它不能有创收的冲动，要斩断它的利益链。如果没有创收的任务和压力，那么，它的执法就会规范很多。”隋木青说。

　　但城管的“专业化”管理，多年来一直难以真正见效。

　　一位城管部门工作人员对中国青年报记者坦言，“全国城管很松散。想做到标准化，更专业化，受到人、财、物方面的限制，更是一言难尽。”

　　蔡建国委员表示，明年两会他依然会继续推动“城管立法”的提案。“不能把所有责任都推到某一个城管身上，该健全法治的就应该健全。”

　　隋牧青也认为，要解决城管暴力执法问题，需要从立法层面入手，“期待城管条例重新修订，把权力明晰一下，去掉与财产和人身有关的强制权。如果涉及到强制权的话，要向法院申请，有了法院文书后，再由城管代表法院来执行。”

　　赵阳，城管问题的出路，正应该结合目前我国的社会大背景。“如果把就业、社保、贫富差距问题解决了，怎么会有那么多小贩呢？小贩少了，暴力执法也会少了，也就不会有老百姓跟你拼命了。如果只是纠结于城管问题本身，永远都不会找到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