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畜混居”和“出售活禽”等习惯也是新型传染病爆发的推手

　　SARS十年记忆与反思

　　许多人还记得，2003年的春天，北京的天气出奇的好，街头的月季花开得特别娇艳。

　　“我刚刚从澳大利亚回国，踏进北京首都机场，眼前行色匆匆的人们大都戴着口罩，双眼透出逃难般的眼神。回到家的第二天，我就被告知要呆在家里自我隔离一周，好像我自己就是一个大病毒一样。”一位女孩如此回忆。

　　她看到医护人员进入自己所在的居民楼，他们身着白色、厚重的防护服，像一群太空人。她这才意识到，在这个原本十分明媚的春天，北京的空气里飘浮着惶恐的病毒。

　　那一年，SARS在中国大陆留下了5327人感染、349人死亡的数字。这场严重的公共卫生危机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也对政府重大信息披露和应急机制建设起到重大促进作用，成为中国公共卫生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和里程碑。

　　十年已经过去，而这场SARS疫情，仍然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面镜子，照出了公共卫生领域所取得的进步，同时也映现出仍然存在的种种问题。SARS的故事留在我们的回忆里，但面对明天，我们还有许多事情要做。

　　SARS镜子里的中国公共卫生

　　对于中国公共卫生事业来说，SARS疫情的爆发是一个里程碑。SARS像一面镜子，反映出了被长期忽视的公共卫生问题。十年之后，中国的公共卫生事业取得了进步，但问题仍在

　　文/蔡如鹏

　　曾光的办公室里至今仍摆放着一张十年前的照片。照片上的他看上去比现在年轻许多，挺拔的腰板，浓密的头发，正被一群人簇拥在中央与人握手，显得意气风发。在簇拥的人群中有卫生部时任常务副部长高强、科技部时任部长徐冠华，而与他握手的则是当时刚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不久的胡锦涛。

　　“这是2003年SARS期间，我去中南海给中央政治局讲课时拍摄的。”曾光仍清晰地记得那一天是4月28日，“那是SARS最猖獗的时候”。

　　曾光，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行病首席科学家。SARS期间，作为卫生部流行病学专家组组长和国务院SARS督导组成员，他提出的关闭北京人民医院等多项重要建议，被政府采纳。

　　十年后，再次谈起那场疫情，67岁的曾光对《中国新闻周刊》总结说：“对于中国公共卫生事业来说，SARS是一个里程碑。它给我们留下了很多教训，其中一个大的教训，就是最开始的时候，公共卫生专家的声音太小。”

　　小米加步枪的胜利

　　在疫情爆发之初，2003年1月曾光就随卫生部的专家组去广东进行过调查，并在全世界最先发现SARS只有在近距离、出现临床症状的情况下才会传染的特性。但当时大家都忙着寻找和确认病原，没有人关心公共卫生专家的分析。

　　曾光回忆说，等到他们的声音真正被倾听的时候，已经错过了防控的最佳时期。

　　2003年4月21日，卫生部发布的疫情显示：“截至当天，全国共累积报告病例2001例，其中医务人员456例，死亡92例。”此后，疫情出现井喷，开始集中爆发。仅北京一地，每天新增病例都在100例以上，最严重的一天，收治的病人超过150人。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作为公共卫生专家的曾光开始介入高层的决策。他先后被聘为国务院SARS督导组成员、首都SARS防治指挥部顾问，频繁出席各种会议，为抗击SARS出谋划策。

　　有一次，他为北京市的部分官员作了一个报告，时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刘淇听说后，专门又请他单独给自己讲了一遍。听完后，刘淇握着他的手说，“曾教授，你要早给我讲十天，也许我们要少100个SARS病人。”

　　在报告中，曾光反复强调防治SARS并不难，不需要什么高科技，只要隔离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保护易感人群就可以控制疫情。

　　但那时，很少有官员了解公共卫生知识。一个流传很广但有说服力的例子是：SARS期间，有位省长对时任卫生部副部长王陇德说，以前他不知道疾控中心是个什么单位，SARS之后才知道这个单位是干什么的，是值得重视的。

　　“最初，他们更愿意相信临床治疗，后来又求助于被冠以高科技之名的疫苗、特效药。”曾光说，“等到我们发声的时候，实际上已经是第三波了。”

　　公共卫生专家“参战”后，面临的第一个难题就是医院感染。

　　2003年4月22日，曾光随中共北京市委一位领导对感染最严重的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进行了考察。这家因SARS被公众所熟知的医院，当时的状况近乎于惨烈——从4月7日接收第一例病人到被封闭的16天里，全院有近七十位临床一线上的医护人员倒下了。

　　三个小时考察下来，曾光感觉“这里已经守不住了，如果硬撑下去，病例会像雪崩一样爆发”，再加上之前在广州调查时积累的经验，曾光当场就提出“尽快关闭医院”。

　　让曾光欣慰且多少有些意外的是，北京市政府不仅采纳了他的建议，而且第二天就派武警把医院给封了。办事效率之高超出了他的想象。

　　那段时间，曾光回忆，作为公共卫生专家的他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被重视，“几乎每项决策，领导都会征求我们的意见”。而这其中最令他印象深刻的，无疑还是那次被邀请到中南海讲课的经历。

　　事实上，那次中央政治局的集体学习是早就安排好的，内容是科学发展史，有两位专家主讲。但鉴于当时的形势，临时加了个题目——SARS型肺炎的防治。

　　尽管曾光的讲课被安排在最后一个，但他仍能明显地感到，领导们最关心的还是他的发言——讲完后，大家提的十几个问题无一例外全部都是关于SARS的。在回去的路上，高强对他说，“你注意到没有，讲课开始前，总书记和专家握手时，跟你握手的时间最长，首长最关心的就是你讲的内容。”

　　在讲课过程中，当领导们被告知只要严格隔离就能控制疫情时，都很兴奋。曾光说，“所以后来组织各地群防群控，一出手就非常坚决。”

　　曾光将击退SARS的胜利称之为“小米加步枪的胜利”，因为正是公共卫生的土办法“送走”了SARS。一个更容易被忽视的事实是，直到SARS结束，“高科技”中只有诊断试剂投入了使用，而当时被寄予厚望的疫苗和特效药，十年后的今天也没有问世。

　　将公共卫生送上快车道

　　“送走”了SARS后，耐人回味的是，SARS却把中国的公共卫生建设“送上”了快车道。无论是曾光，还是接受采访的其他公共卫生专家都坦陈：“SARS后的这十年，各地对公共卫生的投入都有几十倍，甚至成百倍的增长。”

　　“SARS是一场灾难。”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胡永华说，“但它也是一次契机，一次让中国公共卫生事业赢得发展的契机。”

　　在SARS之前，包括疾控中心在内的整个公共卫生系统正处于转型期——由过去全额拨款的事业单位向半事业单位过渡。这一转变意味着他们不仅要承担原有的公共卫生工作，还需要自己挣钱养活自己。

　　在这一格局之下，胡永华说，公共卫生机构的主要精力都用在生存和挣钱上，“过去能力最强的做业务，而现在能力强的搞创收。由于经费不足，很多业务都已名存实亡”。

　　“SARS就像一面镜子，一下子反映出许多长期被忽视的公共卫生问题。”胡永华说。

　　曾光告诉《中国新闻周刊》，SARS后，全国公共卫生系统开始了空前的大规模建设。政府投入117亿元解决国家、省疾控中心的硬件。硬件设备升级的一个典型例子，是负压病房的建设。

　　如今这种专门用于接收呼吸道传染病病人的病房，不仅在医院得到了普及，部分城市还配备了负压救护车，在救治和转运病人时，最大限度地减少医务人员感染的几率。但十年前SARS最猖獗的时候，整个中国也找不到几间合格的负压病房！

　　在硬件建设中最有成效的，曾光认为还是信息报告系统的建设。他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描述了上世纪90年代信息报告系统的状况：“当时，每年全国开疫情会，就是算账会，各省参会的人都自己带着算盘，相当落后。”

　　事实上，直到SARS爆发，中国公共卫生的信息报告系统仍形同虚设。当时，卫生部常务副部长高强为了弄清北京的数据，不得不对北京地区二级以上的175家医院，一家一家地进行核对，花费一周的时间，才查清北京地区所有医院收治的病例。

　　在SARS后的几年，由卫生部牵头，在全国组建了公共卫生监测预警系统，形成了一套严谨的信息报告制度。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疫情网络直报系统。提到这一系统，曾光连用两个绝对，“全世界绝对最快，绝对最先进”。

　　这套覆盖中央、省、市、县、乡五级行政机构的信息系统，可以将全国31个省份包括传染病疫情在内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通过网络直接报告给中央政府。“即使是一个乡发生了不明原因的疾病，中央也可在第一时间获悉”，胡永华说。

　　SARS带来的额外收获

　　在与《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讨论SARS对中国公共卫生带来的影响时，公共卫生专家们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应急预案的制定。

　　曾光总结的导致SARS早期“战局不利”的诸多原因中，第一条就是缺乏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预案。

　　SARS之前，中国没有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预案，没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认定和分级标准，也没有预定一旦发生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后的指挥系统，更没有对此的分级负责制和岗位责任制。此外，政府对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信息发布、新闻传播、多部门协调、社会动员、重大控制措施实施都没有明确规定。

　　因此，政府在应对SARS上，初期一片混乱。直到2003年4月21日，卫生部才建立每日疫情发布制度。两天后，4月23日，国务院才成立防治SARS指挥部，统一指挥、协调全国SARS的防治工作。之后，抗击SARS工作才走上正轨。

　　2003年4月1日，时任副总理吴仪在视察疾控中心时，对在场的人表示，她此行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要推动中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整套机制的建立。这是中国领导人第一次在公开场合提出应急机制的建设问题。

　　一个月后，国务院公布出台了《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应急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这份被认为是“公共卫生事业的转折点”的法规条例，从起草到提交审议，只花了半个月的时间，开创了中国立法的“SARS速度”。

　　《条例》出台的第二年，卫生部成立了卫生应急办公室，负责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监测预警、应对准备等工作。到2005年，全国已共有24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成立了卫生应急办公室。

　　2007年8月，国家又出台了《突发事件应对法》。这期间，各部委相继出台了应急预案，除了涉及重大传染病流行、中毒事件、环境污染、核泄露等公共卫生事件外，也涉及了洪涝灾害、地震、台风等各种自然灾害，以及铁路、民航、电力、银行、煤矿等领域的重大事故。

　　“应急预案从传染病涵盖到整个公共卫生领域，再到各种潜在的社会安全事件，”曾光说，“显然，这是SARS带来的额外收获。”

　　硬件很硬，软件不足

　　“中国公共卫生信息的开放，就是在SARS中开放的。”曾光说。

　　不过，他也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强调，在当时的政治语境中，隐瞒疫情不是某一个人的责任，“包括被免职的张文康和孟学农，我和他们都有过接触，他们也不想这么做——那是多年来长期形成的积弊，有很强的惯性。”

　　即便是在十年后，在已经取得许多进步的今天，这种惯性仍然存在。

　　抗击非典的旗帜性人物钟南山，日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目前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最突出的问题就是疾病信息的覆盖和上报，个别地区上报的病例数和死亡人数不够准确，“这与某些地方官员担心这些数字会影响自己的政绩有关”。

　　熟悉中国卫生防疫体系演变过程的胡永华说，隐瞒疫情可能更多是与中国在传染病领域的保密制度有关。

　　他解释说，早期相关部门在对外公布疫情之前，都会出于对国家形象和对外贸易的考虑，“淡化”疫情，采取“内紧外松”“内外有别”的处理原则。“上面的这种淡化处理，很自然会被下面效仿。因此，出现瞒报谎报的现象就不足为奇”。

　　但更常见的情况是，地方政府会主动上报、甚至夸大当地的疫情。“因为，疫情大多是自然因素造成的，很少涉及人为过失。”胡永华说，更重要的是，哪里有疫情，哪里就有资金——正所谓“财神跟着瘟神走”。

　　相对于信息透明，胡永华更担心的是，“现在中国的公共卫生机构硬件很硬，建了很多大楼，购买了很多先进的设备，但观念、制度、政策、人员等软件则相对落后，就像高速公路建起来了，开车的还是喝酒的人，也没有交通规则。”

　　他体会最深的是，在他所在的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这十年来的科研经费投入几乎没有什么增长，“没有训练有素的公共卫生队伍，一切都是空谈”。

　　另一位公共卫生专家、已故的北京协和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院长黄建始生前曾撰文：“部分地区只知盲目投资，大兴土木，无视人力资源和机构能力建设的重要性。公共卫生体系建设的最重要环节之一，即健康教育和全民健康素质的提高，依然没有被列入重要议程。”

　　黄建始还指出，“长期以来，大公共卫生观念只是停留在口头上，SARS之后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建设公共卫生应急体系的工作，实际上几乎还是由卫生行政主管部门一家承包，政府的作用、各部门的职能以及如何协调并不清楚，甚至处于无序的状态。我国医疗、预防体制分家，条块分割，部门封锁，医疗、预防资源不能整合的局面还是继续存在。”

　　在曾光的办公室里，他指着那张十年前的照片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当年在中南海讲完课，他在结语时说，希望下次有机会再详细讲一讲中国公共卫生事业面临的根本问题。“不能好了伤疤忘了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