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波记录易地扶贫搬迁路

　　2018年，焦波执导的纪录电影《出山记》首次把镜头对准了易地扶贫搬迁题材。如今，时隔整整三年，焦波团队带着《进城记》再次走进院线，影片真实记录了搬迁群众如何走进城市、融入城市，从移民变居民的故事。影片于3月30日在京举行了首映式，据悉，该片将于4月2日在全国院线上映。

　　焦波（中）和他的团队。

　　忠实记录山民走出大山融入城市

　　出山不易，进城更难。作为《出山记》的姊妹篇，纪录电影《进城记》把如何做好易地扶贫搬迁后续帮扶工作生动地展现在大银幕上。该片以2018年6月底遵义市易地扶贫搬迁的贫困农民走出大山、进入城市开始新生活为素材，持续跟踪搬迁住户，记录了杨多晏、覃猛等为代表的群众出山进城后如何适应新生活、创造新生活的点滴变化。

　　杨多晏是从大山里搬迁到遵义新蒲新区幸福社区的一户居民。拆迁之前，45岁的老杨在村里以养羊为生。移民搬迁后，老杨一直无法适应城里的生活。在多次应聘失败后，老杨直接把新家的钥匙扔在社区书记熊文霖的办公桌上，扬言要回老家。后来，社区帮助他争取到一笔创业贷款，他做起了贩羊的生意，生活慢慢好了起来。而贪玩不爱学习的儿子仍是他最大的烦恼。为此，他特意带着儿子回了趟山里的老家。坐在废墟上的他触景生情：“过去的老家和现在的老家不一样了，这就叫改变。你一定记着这种改变！”这番含着泪水的话，终于让孩子找到了新生活的方向。

　　“‘这就叫改变！’这句话特别深刻。”中国广播电视协会纪录片委员会会长高峰在首映礼现场激动地说，“《进城记》忠实地记录了这种改变，让我们为主旋律热泪盈眶。”当影片的主要拍摄对象之一、社区书记熊文霖出现在首映礼台上时，现场爆发出经久不息的掌声。熊文霖向观众们介绍，影片中的这批移民现在已经渐渐适应了城市的生活，“这里有更好的教育、医疗资源，也有很好的工作。未来，我们会共同奋斗，创造幸福美好的生活，请大家放心。”

　　把农民拍摄对象培养成摄影师

　　影片中另一位主人公是从务川搬迁到新蒲新区的覃猛。他和妻子在社区附近开了一个小餐馆，由于生意不景气，小两口经常闹矛盾。在社区的帮助下，他结合自己的文艺特长，组织亲朋好友开了一个婚庆公司。在事业成功的同时，他的小家庭还迎来了一个新的生命，家庭也逐渐和睦幸福。片中的他积极乐观，让观众看到了新时代的青年农民形象。

　　焦波回忆，自己是在剪辑《出山记》时注意到覃猛这个小伙子的。“当时有一场戏是抽房号，别人抽到都是读一下房号，唯独只有他说了一句话，‘如我所愿’！当时我就感觉，这孩子挺阳光的，不怵镜头。”

　　拍摄《进城记》时，焦波与覃猛一番详聊后发现，这个年轻人很有想法。“他不是传统的农民，他身上有特别积极向上、青春阳光的一面。虽然他从小特别穷，和爷爷奶奶住在山洞里，18岁就出去打工了，但这孩子对人生有追求，还特别好学。”

　　覃猛平时就喜欢用手机拍小视频，被选为《进城记》的拍摄对象后，他更留心把自己的生活点滴用手机记录下来。在《进城记》的最终成片中，有五六段视频都采用了覃猛的自拍。“他从老婆怀二胎，一直拍到新生命在城市的诞生，这些素材比我们拍得还要生动。”焦波称赞道。

　　电影拍完后，覃猛就跟着焦波团队学习摄影，刻苦钻研技术，不到半年时间，已经成长为一名成熟的摄影师。如今，覃猛更是自豪地表示：“我是脱贫攻坚的受益者，很荣幸能同时成为它的记录者。”

　　八年九部纪录片向脱贫攻坚交卷

　　已过花甲之年的焦波，曾经花了整整30年拍《俺爹俺娘》，用十年时间记录汶川地震孤儿的成长，又从2012年起把镜头对准了乡村，陆续拍出《乡村里的中国》《淘宝村》等多部纪录片。他在首映礼上动情地说：“八年拍了九部纪录电影，终于可以向脱贫攻坚交卷了。”

　　这次拍《进城记》，看起来比在大山里的拍摄条件要好多了，但难度却成倍增长。“出山的故事是写在脸上的，而进城的故事是藏在心里边的，思想上的纠结和精神上的脱贫很难拍，所以《出山记》拍了一年，《进城记》却拍了三年。好在我们团队有股子轴劲儿，不拍好不回北京。”

　　和以往的每一部片子一样，焦波要求他的团队和搬迁村民们住在一起，随时聆听他们的声音，感受他们的呼吸，记录他们的每一个细节变化。从“出山”到“进城”，焦波团队踏踏实实的扎根土地，记录下四年搬迁路上的1400多个日日夜夜。2020年11月，该片获得第26届中国纪录片学术盛典长片十佳作品的殊荣，焦波也获得最佳编导奖。“回想起来，我心里非常复杂，片子成了，但苦了团队的这些孩子们，他们连谈恋爱的机会都没有。”

　　“这些年轻人，有的是焦波2008年从汶川地震灾区带出来的孩子，有的从拍摄对象变成了团队的一员，焦波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一部部作品，他还培养了很多纪录片人，未来会记录更多故事。”主持人敬一丹一直关注着焦波的创作，她说：“焦波的纪录片有着恒久的生命力，让我心生敬意。”

　　“中国纪录片之父”、83岁高龄的司徒兆敦教授也出席了《进城记》的首映礼。他说：“中国人不了解农民，就不了解自己，我之所以对焦波电影那么感兴趣，是因为他能拍到我心里去，让我想起我们的祖宗、前辈是怎么走过来的。感谢焦波能用这么长的时间，记录我们的时代。”对于当下的纪录片创作，司徒兆敦直言“非常不满意”，“希望大家学学焦波，别太快了，慢一点，才能有思考。” （记者 李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