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觉醒年代》首轮播出在央视一套完满收官,口碑爆棚,网评分高达9.1分以上。上周末,该剧相继在北京卫视、安徽卫视开启了二轮播出。这部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剧在不同年龄层观众中都大受欢迎,其“好看”之处就在于认认真真塑造“人”,在宏大叙事之下的人性细微处落笔,在人性的真实中再现历史的真实。
父子情感线造全剧泪点
影视艺术的核心是对人的塑造,《觉醒年代》中的历史人物群像生动、丰满,而这“好看”之中“最好看”的人物,当属于和伟饰演的陈独秀。很多观众看过之后感叹,剧中的仲甫先生颠覆了历史教科书中陈独秀的印象。
《觉醒年代》中的陈独秀并不是顶着精神导师的光环出场,人物是以蓬头垢面、几乎流浪汉一样的造型登场,并偷食留日中国留学生的午餐。因为“这样的国,无药可救”的偏激言论,陈独秀遭到了爱国同学的围攻。寥寥几笔,就将人物特立独行、狂放不羁的性格特点展露无遗。陈独秀来到北京,跟贩夫走卒学涮火锅,为《青年杂志》招股成功后,像个孩子一样扑倒在雪地上撒欢打滚,体现出人物内心的炽热与飞扬。五四运动中陈独秀飞蛾扑火,身陷囹圄,豪气干云高唱起苏轼的名篇《定风波》,又演绎了热血志士的激情澎湃。
《觉醒年代》中的陈独秀是同类影视作品中最为立体的,有不羁、有傲骨,有着孩童般的精神,看似离经叛道,却极具人格魅力。剧作在角色刻画中并不回避人物身上的种种缺点与不足,而这种作为“人”的不完美,恰恰为搭建作品的戏剧空间带来了可能性。
剧中,陈独秀与陈延年、陈乔年两个儿子的情感线,是一段虚构的剧情,却是全剧的亮点之一。革命领袖的家庭戏,通常展现的是慈爱的一面,《觉醒年代》独辟蹊径从冲突入手,剧中的陈独秀脾气暴躁、霸道专断,陈延年倔强要强。父子三人最初因家庭积怨不相认,后为政见不同发生争执。随着矛盾的推进,整条情感线融入了家国情怀,人物关系的转变与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紧密勾连,展现出父子两代革命者探索救国之路的成长过程。
父子矛盾的最终化解发生在陈独秀在转向社会革命,欲“以肉身投馁虎”之时,他以酒赔罪说出自己对家人的愧疚,陈独秀的一声“对不起”,换来陈延年真情流露改口叫“爸”,父子之间多年的心结终于解开。浦江码头送别,父子三人紧紧相拥的场面最为催泪。陈独秀含泪送走了两位立志献身革命事业的儿子,那炒糊的瓜子、怅然若失的眼神,将原本隐藏在陈独秀封建家长作风下,一个父亲的真实和脆弱都显露了出来,让人五味杂陈。
关注历史,就是关注人在那一历史中的内心世界,剧中正是通过对一百年前觉醒者内心世界丝丝入扣的挖掘与刻画,艺术地再现了历史,奉献了一个让观众为之内心激荡的“觉醒年代”。
思想论争戏令人物鲜活
《觉醒年代》贯穿全剧的一条基本叙事线是《新青年》三驾马车陈独秀、李大钊、胡适从相识、相知到分手,走上不同人生道路的故事。剧中通过三个人物之间的戏剧冲突来阐释历史发展的逻辑,其中着力书写的,是陈独秀的觉醒过程。
剧集开篇,陈独秀由日本返回中国时,就提出不参与政治斗争,一心一意地开民智、造新人,把国民从复辟复古的旧思想中解放出来。在新文化运动初期,陈独秀的“二十年不谈政治”用思想启蒙改造国民性的想法,与不愿蹚政治浑水的胡适不谋而合。胡适感激陈独秀的知遇之恩,陈独秀也将心意契合的胡适引为知音。
而李大钊与胡适的第一次见面,就在“二十年不谈政治”上产生了分歧。李大钊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是最先觉醒的人。李大钊最早认识到,谈论思想启蒙不可能避开关系到国家生死的政治问题,脱离政治的救国之道是一厢情愿。他热情讴歌俄国十月革命“庶民的胜利”,与主张向美国学习的胡适不断发生思想碰撞。
在李、胡二人的一次次论争中,陈独秀一开始因担心分裂而竭力居中调和。这一时期的陈独秀在思想上尚有不够成熟的地方,巴黎和会开幕,陈独秀将美国总统威尔逊视为“世界第一好人”,对其“君子品格”抱有幻想,李大钊却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种想法过于天真,不能把中国的命运寄托在美国人身上。
真正促使陈独秀发生转变的是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和五四运动的爆发。从破戒“二十年不谈政治”,到认识到帝国主义国家靠不住,唯自强方能救国,陈独秀每一次重大转变,都是在认清现实后一步步完成的。时局演变不断印证李大钊的判断,陈独秀在思想上也不断向李大钊靠拢,与胡适渐行渐远。
五四运动中,大批爱国学生被抓,陈独秀目睹此情此景,一度消沉。红楼的楼道中,李大钊、胡适二人就救国道路和方式方法问题爆发了激烈争论。当听到李大钊“要进行一次彻底的革命”,陈独秀被其“九死而不悔,虽千万人吾往矣”的精神感召,彻底激发了革命斗志。看到振作起来的陈独秀,李大钊笑了,胡适哭了。
戏剧冲突中现道路选择
这是剧中呈现的陈独秀的一次根本性转变,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他意识到只靠改良行不通,决意投身社会革命,置之死地而后生以救亡图存。李大钊和陈独秀这对志同道合的双核人物,最终在长城谈话中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信仰。
思想流变是电视剧题材难以展现的内容,《觉醒年代》把大时代的道路选择,具象到陈独秀、李大钊、胡适三人的戏剧冲突之中。李大钊与胡适的问题与主义之争,映照了陈独秀内心深处的思想交锋。陈独秀的成长之路,呼应了中国革命的觉醒之路。陈独秀与胡适由合到分,与李大钊由分到合,昭示了历史的最终选择。
剧中,陈独秀在真实的人物逻辑中蜕变成长,他被自己所处的时代环境、经历的遭遇与际遇所塑造,见自己,见天地,见众生,产生了丰富精彩的人物弧光。这种人物命运与时代风云的交织,在“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一刻被推升至高潮。
1920年初,李大钊送陈独秀出京。途中,两人谈起了建党事宜。在天津海河岸边,漫天大雪、乌云压顶,两人看到一望无际的帐篷和无数流离失所的难民,内心被深深震撼了。陈独秀痛彻心扉,跪倒在地,怆然泪下。李大钊问陈独秀,为什么要建党?陈独秀抬起手指向海河大堤的灾民:不为别的,就为了他们。为了他们能像人一样活着,为了让他们能够拥有人的权利、人的快乐、人的尊严。剧中这一幕用浓墨重彩的笔触,将先驱者改变中国的伟大献身,定格在历史长河中。(记者 邱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