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笔谈之三：高水平开放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作者简介：

　　陶一桃，深圳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广东省优秀社会科学家、深圳市国家级学术领军人才、深圳大学理论经济学学科带头人；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副会长、广东经济学会副会长、南开大学特聘教授。原深圳大学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现任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主任、深圳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院长、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发展(深圳)研究院院长。长期从事中西方经济思想与理论研究，致力于中国改革开放史、中国经济特区发展史和中外经济特区比较研究、中外自贸区、湾区比较研究，其代表性论文《经济特区与中国制度变迁的路径选择》与《从特区到自贸区：中国自贸区的特殊使命》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其代表性著作《中国经济特区史论》被中宣部和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列入“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的35本重点书系之一。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开拓合作共赢新局面。坚持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依托我国大市场优势，促进国际合作，实现互利共赢。要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推进贸易创新发展，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

　　可以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有关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战略部署，是在对改革开放40年经验总结基础上的更高视野的战略定位。这不仅意味着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同时也意味着中国对外开放的新格局将伴随着创新国家建设逐步得以确立。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标志着中国社会从政策开放走向制度开放，从外向型经济走向开放型经济，一个更为包容、自信、规制的中国将以其自身的发展繁荣展现其制度力量与国际竞争力。

　　改革与开放是中国社会转型的同一过程中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没有改革的决策，就不可能有开放的实践。而以开放促改革，不仅构成了中国社会改革与深化改革的实践逻辑与路径，也是今天高水平开放制度创新逻辑路线与坚定选择，开放既是改革的需要，更是今天推动改革向纵深迈进的不可替代的力量。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改革和开放相互促进、相得益彰。

　　一、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证明中央以开放促改革的战略方针是正确的

　　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早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明确指出：“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发展经济，不开放是很难搞起来的。”邓小平的对外开放思想主要包括如下论断：其一，建设经济特区，积极利用外资，开展对外经济合作和对外贸易；其二，逐步从沿海向内地推进对外开放，从而实现全面开放；其三，在充分利用外资的同时，正确处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与对外开放的关系。改革开放的根本目标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提高劳动生产率，在完成由普遍贫穷走向共同富裕的同时，实现充分体现人的经济价值的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概而言之，改革开放就是在完成由传统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的进程中，通过体制机制改革，改革政府，建立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作规制的崭新的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使市场规律的力量在资源配置中发挥主导作用；逐步建立法制社会的基本框架，形成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产权保护机制，以开放的“邻里效应”加速包括人力资本在内的要素积累，从而使科技创新成为带动经济发展的可持续动因；以要素禀赋优势迅速融入国际分工，并不断以要素禀赋的提升提高在国际分工链条中的地位，从而扩大市场规模，确立在国际经济格局中的地位。

　　2012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广东考察工作时的讲话指出：改革开放是我们党的历史上一次伟大觉醒。“正是这个伟大觉醒孕育了新时期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创造。中国发展的实践证明，当年邓小平同志指导我们党作出改革开放的决策是英明的、正确的，邓小平同志不愧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不愧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创者。今后，我们要坚持走这条正确道路，这是强国之路、富民之路。我们不仅要坚定不移走下去，而且要有新举措、上新水平。”2012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又指出：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当代中国的发展进步，改革开放是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强大动力。现在，解决我国进一步发展面临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和挑战，必须深化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

　　二、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意味着，必须制度化地解决实际开放度低于名义开放度，从而开放但并未真正国际化的问题

　　人们通常会用对外开放度来说明一个国家和地区，或一座城市的开放性，具体表现为市场的开放程度。但对外开放度又分为名义开放度与实际开放度，它们是衡量一国或地区经济对外开放规模和水平的重要指标。名义开放度是指一国或地区经济的市场开放度，一般选择外贸依存度，即以进出口总额与GNP或GDP之比来衡量。实际开放度则是指制度开放度，它表现为全要素国际间流动的自由度。国际化的城市一定是一个开放性的城市，但一个开放性的城市，未必一定就是一个真正国际化的城市。以中国最早、最成功的开放城市深圳为例，深圳作为一座名义开放度相当高的城市，无论外贸总额还是其占GDP比重均处于国内领先地位。2019年全市进出口总额29 773.86亿元，约占同期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0％，其中，出口总额16 708.95亿元，连续27年居全国大中城市首位。深圳作为中国率先改革开放的城市，它的开放性和国际化恐怕无人会质疑。按照联合国城市国际化指标测算，深圳市目前己处于国际高级标准的80.21％水平，正在从国际化中级水平向高级水平迈进，而且深圳市在人均GDP、人均电力消耗量、万人拥有乘车辆等指标上均具有相对优势。但是包括最开放的城市深圳在内，我国目前一定程度上仍处于政策性开放所形成的外向型经济发展阶段，并没有真正从体制机制上走向由制度开放所形成的开放型经济形态。实际开放度低于名义开放度，说明社会整体发展尚未真正完成由经济先行走向全面发展的积累进程，而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正是在新时期以开放促改革的进程中“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提高实际开放度和中国社会的整体国际化水平。所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

　　三、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意味着经济结构调整和现代工业体系的确立

　　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一方面由于要素禀赋(中国劳动力价格相对低廉)，另一方面由于资本，尤其技术的约束，以出口替代为战略选择的外向型经济占主导地位。出口替代是20世纪60年中期以后，发展中国家普遍选择的一种对外经济战略。旨在通过促进本国具有比较优势的出口产品的生产与出口，逐步改变出口商品结构，从而替代初级产品的出口，带动国内工业化和经济发展。中国改革开放初期也是基本沿着出口替代的外向型经济的战略方向前行的。当然，出口替代战略的成败与国际经济环境密切相关。在世界经济整体发展迅速、国际市场容量处于扩大势态的情况下，一些发展中国家与地区依靠本国在劳动力等方面的优势，带动了本国经济发展。然而，在世界经济增长减慢，尤其是在保护主义抬头的情况下，不仅出口替代的困难与交易成本会大幅增加，并且很有可能陷入债务危机。

　　所谓进口替代，对中国而言就是以本国自己生产的产品在中国市场上取代原来需要进口的产品。以进口替代实现的经济增长，是一种“进口偏向型增长”。从理论上讲，如果一国长期把资源用于生产进口替代产品，最终将会减少用于生产出口产品的资源投入。从社会总需求均衡的角度来看，进口的减少通常会在长期中导致出口相应减少。因此，进口替代的经济增长将降低对外贸易占一国GDP的比例，从而形成一种偏于内向型的经济发展模式。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就致力于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发展。日本及“亚洲四小龙”以出口导向带动经济增长的成功经验，不仅使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在之后的20多年的时间里(至21世纪初期)占据统治地位，而且以出口增长来带动经济发展也似乎成为了唯一正确的经济发展战略。但是，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上来说，出口导向战略对一个国家而言并不是在任何时代、任何情况下都能带来比进口替代战略更高速度、更高质量的经济增长，尤其对于一个人口众多，经济结构多元的转型大国来说，出口导向的经济发展并不一定永远优于进口替代的经济发展策略。克鲁格曼也曾指出：把东亚经济增长的奇迹归因于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战略并没有充分的依据。东亚国家的高速经济增长可能另有其根本原因，而出口的高速增长很可能是反过来由整个经济的高速增长推动的。改变一国的贸易结构必须从改变一国的经济结构入手，没有健康、合理、可持续性并具有竞争力的工业体系的支撑，就无法改变一国对外贸易的格局，从而提高一国在国际分工链条中的地位。一国在国际分工链条中的地位是由一国拥有的主要要素禀赋所决定的。当一国拥有的主要要素是廉价劳动力时，在国际分工链条中就只能处于末端的位置；而当一国拥有的主要要素是技术与资本时，尤其是核心技术时，必然处于国际分工链条的高端位置。所以十九届五中全会报告指出，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与创新型国家建设、现代工业体系的营建统筹一体。创新将助力现代工业体系的营建，同时创新的经济绩效与现代工业体系的形成又将会以对外贸易产品结构改变的方式，改变着一国在国际分工链条中的地位，从而引发由过度“出口替代”向“进口替代”战略的转变，这一战略转型还意味着一个健康循环的国内外双市场运行机制的逐步形成，从单纯外向型经济走向国内国外双市场、双循环的有机互补型经济结构。

　　四、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意味着中国必须由政策开放走向制度开放，由外向型经济走向开放型经济

　　在《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综合改革试点实施方案(2020—2025年)》中也着重提出：加大制度型开放力度。支持以规则衔接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合作发展。充分发挥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深圳前海蛇口片区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试验田作用，形成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创新成果。加强对重大疑难涉外商事案件的业务指导。支持完善法治领域跨境协作机制，健全国际法律服务和纠纷解决机制。这再度意味着，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必须与深刻的制度变革与创新相伴随，而由政策开放走向制度开放则是其中的关键，因为这是一个有利于更加开放的制度环境的营建过程。制度变革与创新永远是实现改革目标的通道与保障。

　　所谓外向型经济是指一国面向国际市场，建立以出口为主导的产业结构，广泛利用国际资源，充分参与国际分工和交换的经济，它具有两头在外的特点，即一件产品的开头(原材料供给)、结尾(最终销售及消费)都在国外，加工生产在国内，这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一种占主导地位的生产模式，也是占主导地位的经济结构模式。外向型经济对一个经济刚刚起步的国家来说，可以充分利用国内的剩余劳动力并同时创造就业机会(尤其是发展初期)，从而收获劳动力红利。同时，外向型经济对拉动一国经济的发展还有以下独特的功能：其一，具有较强的出口创汇能力，有助于改善一国的国际收支状况，增强其支付能力；其二，能使发展中国家在较大规模上利用国外资金，引进、吸收、消化国外先进技术和随之引进的先进经营管理方法；其三，能够充分利用国际分工的比较优势，在较大范围内参加国际劳务分工，减少潜在的过剩劳动力(尤其是农村过剩劳动力)，促进本国工农业实现均衡增长；其四，带动、促进本国经济增长，使国民生活条件得以迅速改善，收入水平大幅提高。但是，由于外向型经济对国际市场具有高度的依赖性，国际市场乃至国际政治风云变幻都不可避免地影响外向型经济的兴衰。深受世界经济环境优劣的制约是外向型经济的自身弱点。这也是为什么中央要以创新型国家建设提升产业结构，改善出口产品结构，从而改变单一生产外向型经济，旨在使整个国民经济与世界经济融为一体，包括人才在内的资金、商品、劳务等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国内市场成为国际市场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本国货币成了可自由兑换的世界性货币的经济外向型经济过渡与迈进。

　　所谓开放型经济，是与封闭型经济相对而言的。在开放型经济中，生产要素及商品、服务可以自由地跨国界流动，从而实现资源最优配置和经济效率最大化。通常，一国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市场化程度越高，就越接近于开放型经济。开放型经济与外向型经济的不同就在于，外向型经济以出口导向为主，开放型经济则以降低关税壁垒和提高资本自由流动程度为主。因此，在开放型经济中，既出口，也进口，基本不存在孰重孰轻的问题，关键在于发挥比较优势；既吸引外资，也对外投资，对资本流动限制较少，尤其对外资在本国投资领域的行业准入限制较少。开放型经济是一个制度开放型的经济，它的基本要求就是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但是，开放型经济的主体还是发挥战略主导作用的政府。在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战略的进程中，一个开放自信的中国不仅会为自身创造世界机会，也会为世界创造中国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