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笔谈之四：坚持底线思维 统筹发展和安全

　　作者简介：

　　武义青，管理学博士，河北经贸大学研究员，副校长，省政府参事，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数量经济学会副会长，全国经济复杂性跨学科研究会副理事长，北京大学首都高端智库学术委员会委员。主持完成国家科技部、国家统计局、省委省政府及有关部门项目数十项，出版著作多部，发表论文百余篇，获省部级一二三等奖十余项。荣获“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中国技术经济学会成立40周年特别贡献奖”等称号。

　　《建议》把“统筹发展和安全”提高到未来五年发展指导思想重要内容的高度，提出“把安全发展贯穿国家发展各领域和全过程”，“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实现发展规模、速度、质量、结构、效益、安全相统一”。把发展和安全作为两件大事进行强调，体现了如何发展、怎样发展的思想深化，体现了鲜明的问题意识和时代性。统筹发展和安全、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是十九大以来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重大原则的逻辑深化和实践展开，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对于在复杂环境下更好推进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大指导意义。在“十四五”和今后一段时期，要把对安全与发展关系的认识提升至新高度，办好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不断谱写“两大奇迹”新篇章。

　　一、安全发展从根本上决定着新时代的发展成效乃至成败

　　纵观人类历史，世界发展从来都是各种矛盾相互交织、相互作用的综合结果。运用底线思维，在不断主动迎接风险挑战中取得胜利，是中国共产党从历史兴替中得出的一条重要经验。我国用40年时间走过了西方发达国家200年的工业化、城市化历程，这种压缩型、超常规、跨越式的发展模式在缔造了“中国奇迹”的同时，也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安全风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发展必须安全，安全提质发展，发展和安全之间互为条件、彼此支撑。这一辩证统一关系在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的发展阶段已得到充分验证。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强起来”的宏伟发展进程中，在经济发展从“有没有”转入“好不好”的高质量发展阶段，实施“安全发展战略”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必然要求。

　　“十四五”时期处于两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是中国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习近平总书记对时代形势做出了一个高屋建瓴的判断:“当前中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越是接近民族复兴大业的目标，越是充满风险乃至惊涛骇浪，越是需要保持对复杂环境的清醒认识，常观大势、常思大局，科学预见发展走势和隐藏其中的风险挑战，未雨绸缪，居安思危，在全面深化改革中化解来自各方面的风险挑战，破解发展面临的各种难题，增强开顶风船、走上坡路的能力。如果在根本问题上犯战略性、颠覆性错误，国家安全就可能面临重大威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就可能迟滞或被迫中断。

　　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和国际形势变化的双重需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放在三大攻坚战之首，将管控和消除安全风险纳入国家战略，把风险治理纳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议题之中，对防范化解风险做出了科学战略筹划。我国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风险挑战点多面广，相互交织，形成一个风险综合体。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坚持底线思维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专题研讨班上强调，“我们必须始终保持高度警惕，既要高度警惕‘黑天鹅’事件，也要防范‘灰犀牛’事件”。《建议》把国家总体安全观向经济、社会等各个领域进行了具体化、升华和重新定位，确立了综合安全观。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洞察世情国情民情党情变化，强调要坚决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既聚焦重点、又统揽全局，在全面防控风险挑战的同时，重点防控那些可能迟滞或中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的全局性风险。这充分反映出党中央对抵御各类重大风险挑战重要性、迫切性、长期性的深刻认识，凸显了中国争取未来发展主动权的决心。

　　重大传染病和生物安全风险，不仅事关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而且是威胁全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重大问题。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统筹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的“双统筹”思想指导下，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我国各级党委和政府、全体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处变不惊，沉着应对，在做好疫情防控这一头等大事的同时，抓紧复工复产，在最短时间内将疫情控制在最小范围，将损失降到最低限度。复工复产为疫情防控提供了坚实的物质保障，保障了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保持了社会稳定。面对全球疫情持续蔓延对经济运行带来的系统性风险，我国政府主动出击，继“六稳”之后，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首次提出“六保”(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保粮食能源安全、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保基层运转)，作为2020年政府经济政策的最大着力点，凸显了党中央、国务院在非常时期的底线思维。“十四五”期间在常态化疫情防控背景下，既要补齐卫生健康领域的短板，预防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又要将发展作为第一要务，坚持稳中求进总基调，提升经济韧性、社会韧性、民族精神韧性，努力实现稳增长和防风险均衡、促发展和保安全并行。

　　二、辩证认识发展和安全的关系

　　习近平多次强调“要坚持底线思维，做好较长时间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在筑牢安全防线的同时，也要防止把安全问题扩大化而裹足不前的保守倾向。习近平指出，“我们既要保持战略定力，推动我国经济发展沿着正确方向前进；又要增强忧患意识，未雨绸缪，精准研判、妥善应对经济领域可能出现的重大风险”。这是马克思主义科学认识论的具体运用。

　　侥幸心理和麻痹意识是“灰犀牛”最好的藏身地。对未来谨慎乐观的前提是具备“底线思维”，将预防风险作为安全的底线。纵观历史，经济危机的出现往往与政府的盲目乐观和麻痹大意脱不了干系。2007年次贷危机前，美国政府和美联储错误地以为当时世界经济不平衡，国内经济风险可防可控，所以一再降息，孰料酿成了百年一遇的经济大危机。“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但机遇和挑战有新的变化，安全问题的多元性日益突出、联动性更为强劲，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任务更为艰巨。适应风险常态化趋势，全国上下必须在增强忧患意识、危机意识方面形成广泛共识，始终绷紧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挑战这根弦，克服“和平积弊”“太平惯性”“行动惰性”，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主动仗。

　　统筹发展与安全，就要树立底线思维，注重对各类风险和危机等负面因素进行管控，避免爆发系统性的危机，以便赢得发展的主动权。底线是不可逾越的警戒线，是引发安全风险事件的临界点，一旦突破就会前功尽弃、无法补救、全局被动。比如，经济发展速度，过快了可以调控下来，过慢了可以加快发展，但一旦经济秩序乱了，就会造成全局被动的后果。从这个意义上讲，维护经济秩序的稳定就是底线。再如，一些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会给生态系统造成不可逆转的损失，生态环境的保护就是防守的底线。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完成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城镇开发边界三条控制线划定工作”。这里的生态红线就是“底线”，守不住底线就无法建设美丽中国，更无法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同样地，没有补齐7 000多万贫困人口脱贫这块短板，就谈不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政治、外交、经济等领域都存在若干不容触碰、不能逾越的红线。在治国理政的具体实践中，要划定底线、筑牢防线，明白哪些利益是核心利益，绝不能丧失；哪些规范是基本标准，决不能通融；哪些目标是基本目标，绝不能放松。

　　统筹发展和安全，既是防范化解各类风险挑战的现实需要，更是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前提和必然路径，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质量革命的必然要求。安全与发展相比，安全无疑是约束性指标。但在风险多发易发的态势下，国家加强对生命安全、生态安全、国防安全、科技安全、粮食安全、能源安全、政治安全等方面的要求，大力提升安全标准及安全管理水平，对发展不是阻碍而是促进，会给企业的价值、产品的品质、品牌的信誉、国家和区域的发展环境带来显著提升。从这个意义上讲，防风险、保安全本身就是在促发展。

　　习近平指出，“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在新时代的伟大征程上，破解突出矛盾和问题，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归根到底要靠发展。当前的安全风险既有外生冲击，更有大量的内生风险，单纯立足于事后防范的应急机制难以从根本上消除不安全因素。有些生态安全问题是因发展不充分、生产力水平落后所导致的，有些群体性事件是因发展不平衡、社会阶层断裂所引发的，有些国家安全问题与国家科技实力不强、社会科学话语权缺乏有关。要预防和化解上述类型的安全风险，改革发展才是治本之道。比如，健全依法决策机制、公众参与机制，既能从源头上防止决策不当导致的重大安全风险，又可以降低发展成本，提高发展成效。因此，我们必须坚定不移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筑牢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幸福安康、社会和谐稳定的物质基础。不断增强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方能厚植抵御风险、化解风险的实力和能力，方能为实现更高水平更高层次的安全发展提供牢固的基础和条件。

　　三、安全发展理念是对发展观的深化和拓展

　　习近平指出，“推动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前提都是国家安全、社会稳定。没有安全和稳定，一切都无从谈起。”安全发展理念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并列，共同成为未来发展的“新发展理念”范畴。在《建议》中，“安全”第一次与质量、效率、公平和可持续并列提出，第一次被纳入“相统一”的战略目标中，这是对原有发展观的深化和拓展。

　　从系统论角度分析，发展是社会—经济—生态这个复杂巨系统的整体变迁，其中任何一个环节滞后都会导致系统功能的不协调。用习近平经常引用的“木桶”理论来分析，木桶的短板、薄板、长期在临界状态存在的矛盾和问题，经由量的积累，可能骤然“爆板”而产生影响全局的安全危机。改革开放以来，以GDP增长为导向的粗放型发展方式，导致了资源对外依赖度过高、自然界的报复、贫富分化、社会关系紧张等一系列问题，将我国带入资源安全、环境安全、社会安全等各类矛盾凸显期。譬如，有的地方急于上项目搞开发，忽视生态环境的容纳能力，没有考虑社会民生的承受能力，导致严重的环境破坏，引发群体性事件，以往的诸多成果付诸东流。因此，传统发展模式是一种不可持续的发展、不安全的发展。党中央着眼长远和全局，提出向高质量发展转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实践措施上，就是要把资源环境、社会和谐等落后的环节和领域作为“底线”，加快补齐污染防治、精准脱贫等领域短板，夯实弱项基础，防止落后领域拖累大局。可见，安全发展与绿色发展、协调发展理念之间具有内在的契合性。

　　统筹发展与安全，需要妥善处理创新发展和安全发展之间的矛盾统一关系，实现前瞻性思维与后顾性思维的统一。改革与创新本身是一个打破原有资源平衡、突破原有运行规则的过程，现代化本身内生着各类风险和动荡。统筹发展与安全，要求我们既要锐意进取、开拓创新，追求理想境界，又要高度警惕危机、风险等负面因素的滋生和蔓延，注重堵塞漏洞、防止动荡，积极谋求“发展效益最大化”和“危机最小化”的统一。如此，方能在不确定性中找到新的机遇，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

　　实施“安全发展战略”，是以人民为中心治国理政思想的体现，安全发展与共享发展是方向一致的。党的十九大首次将“安全”作为新时代人民美好生活的基础指标之一，强调要“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弘扬生命至上、安全第一的思想”。习近平反复强调，防范化解风险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更加自觉地维护人民利益，坚决反对一切损害人民利益、脱离群众的行为。在伟大抗疫斗争中，党中央始终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不惜一切代价维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作为人民政党的本质和“人民至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只有人民群众不再为自然灾害、生产事故、国防安全、社会不稳定事件等各类风险和灾难而“提心吊胆”，人民群众才能真正拥有安全感、获得感和幸福感；依靠群众、团结群众，建立起共建共治共享的体制机制，才能有效降低安全发展的成本。

　　科技经济的全球化也带来了风险的全球化。面对全球气候变暖、生态危机、全球经济危机、跨国恐怖主义网络、病毒传染等关乎人类共同命运的风险和危机，没有一个国家能够独善其身。为应对和解决全球安全风险，建立风险治理的国际合作机制成为刻不容缓的紧迫任务。同时，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外部发展环境的急剧变化将大量风险加之于中国，有可能演变成现实的危害。中国作为一个深度融入全球化进程的发展中大国，适应逆全球化和后疫情时代的特征，不仅要强调对外开放的效率、规模、速度，还要强调开放的安全。有效管控国际风险，捍卫国家主权，夯实国家安全的实力基础，才能保障发展成果不被觊觎和掠夺。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正是立足于开放发展与安全发展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国同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营造公平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发展格局。这不仅有利于营造本国安全发展的环境，也有助于促进世界和平发展，有助于全体人民乃至世界人民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