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的胜利与科学理论的光辉

　　编者按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近代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促成了伟大的民族觉醒，终结了列强百年侵华历史，开辟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中凝聚起伟大抗战精神，成为中华民族绵延赓续的红色基因。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创立的统一战线理论、持久战理论、游击战争理论、新民主主义理论贯穿始终，形成了毛泽东思想。这些科学理论既是指导抗日战争胜利的根本，也是将抗战胜利最终引向人民胜利的关键。穿越75年历史时空，在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新时代，“科学理论就是战斗力”的强国强军思想，亦将在新的伟大斗争中体现其无穷的价值与力量。鉴于此，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之际，本刊特发表《抗日战争的胜利与科学理论的光辉》一文，以飨读者。

　　抗日战争是中国人民反抗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争取民族解放，捍卫自由独立的正义战争，是消灭法西斯、保卫世界和平，拯救人类文明的殊死较量。在长达14年坚苦卓绝的反侵略战争中，中国人民付出了巨大牺牲，伤亡超过3500万，直接经济损失1000多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5000多亿美元（1937年比价）。全国抗战爆发后，中国地无分南北，年不分老幼，超越了党派界限，共同御侮团结抗战。中国军民共毙伤俘日军150余万人，近128万日军战败投降。

　　抗日战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组织大发展的时期，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落地生根的重要时期，也是毛泽东思想走向成熟，成为党的指导思想形成全党共识的重要时期。正是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中国抗日战争取得了最终胜利，中国人民走向了彻底的民族解放。

　　抗战的政治基础：统一战线理论

　　中国共产党的统战战略指导，随着中国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发展而日臻完善，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抗战的现实关切和世界眼光。

　　毛泽东有关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思想，摆脱了意识形态束缚，认为“不管是否帝国主义国家或是否资产阶级，凡属反对法西斯德意日，援助苏联与中国者，都是好的，有益的，正义的。凡属援助德意日、反对苏联与中国者都是坏的，有害的，非正义的”。同时辩证地指出，因社会制度不同，政府与人民抗战态度不同，战争发展时期不同，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将受到严重影响。针对美苏与中共发展关系执行政策的两面性特点，毛泽东在统战实践中，凡关涉中国国家利益、中国共产党自身生存发展前途等问题，旗帜鲜明从不妥协。他坚持“以必要斗争求必需团结”的立场出发，将斗争的原则性与灵活性高度统一。毛泽东充分意识到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整体性政治特点，将中国抗战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坚持以自力更生为主，同时不放弃一切可能争取外援，正确处理了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关系。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政治报告中指出：中国胜利了，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者被打倒了，同时也就是帮助了外国的人民。如此阐明了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的关系，驳斥了党内外对中国共产党放弃国际主义的非难。

　　面对日本灭亡中国的战争企图，中华民族如何汇聚抗日力量免遭厄运，严峻考验着东方中国各派力量的政治智慧。中国共产党以国家利益至上，正确把握中国抗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两个大局，适时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大战略。中国共产党通过“反蒋抗日”“逼蒋抗日”“联蒋抗日”的统战政策调整，最终促成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开启了全民族抗战的蓬勃局面。

　　在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践中，避免中共自身错误至关重要，而维系与国民党及蒋介石国民政府的关系则是重点和难点。为此，中共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始终保持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在巩固和扩大统一战线的同时，注重争取对抗日统一战线和民族解放战争的领导权，与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方针和独裁专制思维进行坚决斗争。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在“溶共”“防共”“限共”方针下不断制造反共摩擦，发动三次反共高潮，中共在极其艰难困境里，以民族大义为重，高举“抗日高于一切”的旗帜，“以斗争求团结”，从而解开了国共摩擦的死结，维持了国共合作抗战到底的格局，成为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

　　将理念追求融入实践探索的中共统战理论，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民族危亡关键时刻，站在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全局高度，在马克思主义统战理论指导下，总结中国革命实践经验后，形成的具有鲜明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的统战创新理论，成为指导中国抗战的重要战略指导理论，在中国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得到真理般验证，体现了统一战线理论的伟大指导意义。

　　抗战的民族战略：持久战理论

　　1937年七七事变4个月后太原失守，同时震惊了蒋介石和毛泽东。1938年5月日军占领徐州，再次成为抗日重要时间节点，因为此后日军将面临两个选择：或转向华北专注消灭中共武装力量，或目标向南继续进攻武汉、广州。随着日军侵占中国大批城市和大量国土，以及中国军民在战场上的顽强抵抗和巨大牺牲，中国国内对抗战前途的思考发生分野，国共两党内部“亡国论”“速胜论”思想激荡，严重干扰全民抗战意志。“亡国论”认为，中国武器不如人，和日本人再战必然失败。“速胜论”认为随国际形势变化，外国定会援助中国，幻想依靠国际援助打败日本。这种观点在八路军对日作战取得平型关大捷，以及国民党李宗仁部在徐州会战重创日军后，一度甚嚣尘上。

　　国共两党内部从来都不乏有识之士，为解决上述思想困扰，两党围绕对日“持久作战”阐明主张。1937年9月，胡适代表国民政府在美国做过两场演讲，向美国政府和人民说明中国抗战实际情况和中国政府对于抗战问题的立场，重点阐发中国人民持久抗战对于制止日本帝国主义扩大侵略战争，维持美国在中国及亚太地区利益的重要意义，呼吁美国政府和人民伸出援手帮助中国抗战。他的演讲一度引起美国和日本两国当局高度关注。

　　作为伟大的战略家，毛泽东1936年7月在保安同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曾预言：中日早晚要打一仗；中日一战必是持久的。这是他个人有关“持久战”的最初表述。此后不到两年，抗日战争持久战理论的系统表述便体现在他撰写的光辉著作《论持久战》中。

　　毛泽东持久战思想来源于对中国10年内战和全国抗战前10个月的总结，体现了科学理论的实践精神。此前，毛泽东于1936年12月写出《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其核心要义在于对10年国内革命战争“以弱战强”经验教训进行系统总结。在撰写《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时，他对敌后抗战的作用和路径进行了系统研究，这两部著作奠定了《论持久战》的理论基础。

　　持久战思想着眼解决中国现实问题，体现了高度的理论自觉和问题导向。《论持久战》深刻分析了抗日战争已经充分暴露的各种矛盾和初步显现的规律，深刻分析了国民党正面战场节节抵抗致日军“三个月灭亡中国”计划的破产，同时指出其采取死打硬拼一败再败单纯防御的局限。毛泽东在徐州会战后对日军动向的准确判断，加速了中共洛川会议关于抗日持久战方针的具体化，初步形成全国持久抗战思路，此后经过山地与平原敌后游击战的实践验证，毛泽东将战略眼光投视全国，最终确立了全局持久抗战的成熟方案：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要广泛发展，国民党在正面战场要保存主力，中国能够保存和发展军事力量，是持久抗战的根本。

　　持久战理论来源于中国共产党的集体智慧。《论持久战》写作前，毛泽东在延安组织了抗日战争研究会，专门研究与抗日战争有关的国内外全局性重大战略问题，以期形成正确的战略指导。为弥补中共军事干部在军事理论方面的缺欠，又组织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研究小组，对外国系统军事理论著作展开研究。繁忙工作之余，毛泽东挤时间阅读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分析国内研究介绍马克思主义哲学已有成果，以期持久战理论的总结达成哲学高度。

　　实践证明，持久战理论确实是全民族抗战的精神武器，是夺取抗战胜利的指路明灯。不仅武装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民，同时也装进了国民党军官“脑子里”。在蒋介石的支持下，白崇禧把毛泽东《论持久战》精神归纳成两句话：“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国民党军事委员会通令全军，将持久战作为抗日战争战略指导思想。于是，国民党正面战场以“持久消耗”战略坚持抗战，与共产党敌后战场“持久制胜”战略遥相呼应。国共两党对“持久战”理论的认同，使其在战场上多有配合，不断给日军以沉重打击，直到取得抗战胜利。

　　抗战的作战样式：游击战理论

　　游击战不论作为一种作战方法还是一种战争形态，并非抗战时期中国所独有，以人民群众为主体的游击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蓬勃发展，规模空前。中国十年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共曾在各地广泛开展游击战，但抗日战争时期因特殊军事政治形势，抗日游击战理论与实践均被赋予全新内涵，从而获得非同一般的地位，上升到战略高度。

　　游击战战略地位的奠定是中共在指导抗战中不断摸索的结果。近代以来的游击战理论，几乎都将其看成正规战的辅助手段，基于此描述探究其重要性。毛泽东摆脱这种局限，指出在幅员辽阔的国家里实施持久而大规模的游击战争，就“不能不做许多异乎寻常的事情……于是中国的抗日游击战争，就从战术范围跑了出来向战略敲门，要求把游击战争的问题放在战略的观点上加以考察”。这种游击战认识理论的重大突破，解放了人们在游击战问题上的思想束缚，使游击战摆脱了正规作战的从属地位，而具有了主体地位和广阔发展前景。

　　毛泽东的游击战思想立意深远且极具特色，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战争理论。在人民群众与游击战争关系上，毛泽东明确提出“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这种深刻的理论见解，使敌后战场呈现出异彩纷呈的壮观景象：配合正规军的内线作战转变为敌占区的外线独立作战；小规模作战转变为大规模遍及东北、华北、华中和华南的敌后战场作战；短期游动式作战转变为贯穿抗日战争始终的长期作战；“流寇”式作战转变为以抗日根据地为依托的政治、经济、军事相结合的综合性作战；大规模经典战役和反“扫荡”作战紧密结合。

　　敌后战场的作战实践丰富和完善了游击战的战略战术体系。毛泽东指出，抗日战争面对的是强大敌人，以弱敌强是无法回避的客观现实，绝对不能按照有利于强敌的战略战术规则行事，必须“避免一切被动的呆板的战法”，把“战争从壕沟里解放”出来，要坚持“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创造性地处理一切战略战术问题。他强调不追求“正规战争那样迅速的成效和显赫的名声”，力求“集小胜为大胜”，将无数不起眼的胜利积累成大的战略胜利。

　　在这种全面、系统、充满创意的游击战理论指导下，中国亿万民众积极投身抗日游击战争中，创造出麻雀战、地雷战、地道战等丰富多彩的“草根战法”，演绎出“村自为战、人自为战、无处不战、无时不战”的人民游击战争的恢弘战争场景。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麻雀满天飞”，“向一切敌人占领区域发展”，战略扩张遍布华北、华中和华南敌占区。中共抗日武装在此间不断发展，从最初的几万人发展成百万大军和200多万民兵，创建了19个抗日根据地，拥有近1亿左右人口，抗击了一多半以上侵华日军和绝大部分伪军。使中国抗战形成敌后战场与正面战场并存的战略新格局，扭转了因国民党军作战失利而造成的战争颓势，迫使日军陷入两面作战顾此失彼的境地，进而盘活了中国抗战的“棋局”，演绎了战争史上空前伟大的一幕。抗日游击战理论的正确指导，为中国抗战的胜利奠定了最雄厚的民众基础。

　　抗战的前途：新民主主义理论

　　“革命战争是一种抗毒素，它不但将排除敌人的毒焰，也将清洗自己的污浊。凡属正义的革命的战争，其力量是很大的，它能改造很多事物，或为改造事物开辟道路。中日战争将改造中日两国；只要中国坚持抗战和坚持统一战线，就一定能把旧日本化为新日本，把旧中国化为新中国，中日两国的人和物都将在这次战争中和战争后获得改造”。毛泽东的深刻见解以事实验证和说明了中国抗日战争，不仅是争取独立与解放的民族战争，而且是中国人民追求民主与进步的深刻社会变革。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辉煌是全方位的，中国共产党日益成熟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为中国人民的光明前途奠定了重要基础，也使人民最终选择了中国共产党及其代表的人民解放事业。

　　抗日战争时期，中共提出了比较完整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中国共产党始终将抗日战争作为中国革命的一个阶段，在与国民党合作抗战中，积极倡导民主进步，推进国内政治改革、推动社会进步，为建设新中国创造条件。毛泽东相继发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重要著作，深刻阐明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精辟分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时代背景、革命对象、动力、领导、目的、前途等根本问题，系统阐明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社会、新民主主义国家的思想，说明对于中国革命和抗战前途的全部见解与主张，为“中国向何处去”给出科学答案。

　　中国共产党在敌后抗日根据地积极践行新民主主义政策。诸如建设“三三制”抗日民主政权，进行以“减租减息”为中心的社会经济改革，推广民主的科学的文化教育等。这些政治、经济、文化政策契合了民族解放战争条件下中国国情和民众要求，使各抗日根据地成为政治民主、经济发展、政府廉洁的社会“新区”而迥异于国民党统治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建设，无疑为建立新中国奠定了雏形。（作者 潘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