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打耳光”的书记接受专访，提到中国农民他又哭了

　　编者按：近日，山东《荷泽日报》一篇名为《书记的耳光》的往事回忆文章在网络刷屏。文章描述38年前原菏泽地委书记周振兴看望83岁的共产党员伊巧云老人时，周书记询问老人有何要求，老人犹豫了下说，“就是想吃半碗肥中带瘦的猪肉”。周书记深感愧疚，参加县委的汇报会时含泪说到“同志们，我们还有脸当他们的书记吗？”说着，周书记突然抬手扇了自己一个耳光，“我们这些大大小小书记的脸还叫脸吗？”14日，记者到周振兴老人家进行专访，了解到了在“一个耳光”前后的故事。提及改革开放前后农民的生活时，老人又哭了。

　　原标题：最早全面推行“大包干”的地委书记，提起当年改革前后农民生活，92岁的老人难抑泪水！

　　回想起当年菏泽农民生活艰难，这位耄耋之年的老书记泪水涌出来

　　“菏泽老家来人了！欢迎你们！”

　　7月14日上午，青岛，牡丹晚报全媒体记者一行刚刚走下车来，一位精神矍铄的老人就迎上前来，热情地招呼着。虽然已届92岁高龄，记者面前的周振兴依然声音洪亮，思路清晰，神采奕奕。

　　刚一落座，周振兴就把话题转向了四十年前的那场改革，“让人感到欣慰的是，那场改革，让菏泽人民比其他地方的人少饿了几年肚子。”

　　1971年初，周振兴从聊城地委副书记任上调到菏泽。菏泽位于鲁西南大平原，但1976年全区粮食亩产只有250斤，1977年全区社员平均口粮只有300斤，现金分配1.63元。专门种粮的农民，却吃了国家调拨的国库粮食700多万公斤。

　　从1977年秋天，刚刚主持菏泽地委工作的周振兴，抛开杂务，进行了为时三个月的实地调研。

　　1978年1月16日，周振兴与时任东明县委书记司黎明来到东明县地处三个公社交界处的小井村。村里很寂静，几名老人正蹲在墙根下晒太阳。周振兴上前打招呼，老人们却对他爱答不理。他知道，那是因为当时群众对干部意见很大，心怀芥蒂。

　　“那天下午，我们走访了五户，张殿兴家是第一户。”周振兴回忆。尽管有思想准备，但他还是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3间土坯堂屋已扒了两间，剩下的一间破烂不堪，地上打着地铺。

　　“屋内东北角有个破缸，里面有点地瓜干，我看看大约有两三斤。”周振兴说，堂屋旁边有半间厨房，荆条编制的门，“我心想靠这点粮食这一家人怎么过，‘你们吃什么饭，我看看行不'，我一边说一边往厨房走去。”张殿兴和妻子拦着不让。

　　厨房里挂着一个篮子，篮子里有里面有几个用地瓜面掺和地瓜叶做的窝头，看来是给孩子吃的。另外有些菜团子，是高粱壳、地瓜叶、地瓜面粘在一起的。周振兴拿起一个菜团子，掰成两半，自己吃一半，另一半递给司黎明。在“三年困难时期“和群众一样挨过饿、得过水肿病的周振兴，肠胃够坚强，仍难以下咽。

　　“嘴里扎得慌，咽不下去啊！”周振兴回忆说。看到自己给上级抹了黑，女主人急急忙忙地说：“感谢共产党！感谢毛主席！”当时，周振兴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这个情景我永远不会忘记。”

　　就在接受牡丹晚报全媒体记者采访时，耄耋之年的周振兴依然噙着热泪，久久不能平静。

　　“这种状况如不迅速改变，你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他就不那么相信。”菏泽几乎是10个县同时推行大包干!

　　“当时给出的‘特殊政策'就是，谁开垦荒地就是谁的，那时候沿黄有10万余亩盐碱地，我说分给老百姓。”当年庄稼就获得了大丰收。

　　“改革的想法不是一天冒出来的。我家在农村，祖祖辈辈都是农民，自幼干农活，工作后也整天接触农业。”周振兴说，当时对农业生产也采取了不少措施，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化，但实践起来效果都不太理想。

　　“理论上讲得头头是道，实践上行不通。农民祖祖辈辈那么多年，整天吃不上饭。1959到1961年，大锅饭伤害了很多人，也浪费了很多东西。”周振兴说，“我认为，当时的生产关系超越了生产力，上层建筑超越了经济基础，欲速不达。”

　　“小白鸡，挠三挠，社会主义真难熬。”采访中，周振兴顺口念了几句顺口溜，他说当时各县都有不少类似的顺口溜，反映了群众对干部、政策的不满情绪。当时社员的生活就是“三靠“:吃饭靠统销，花钱靠贷款，看病靠救济。至于东明县，则是“冬天白茫茫(盐碱)，夏天水汪汪(涝洼)”。“一人一天能分一斤口粮的人有几个？”周振兴回忆，“当时农业支援工业，由于浮夸风的影响，给老百姓留下的口粮非常少。”

　　让农民自己有地种，此举成为东明以至菏泽包产、包干到户的滥觞，从此一发而不可收。

　　“土地包干现在说是从小井开始的，实际上和小井同时进行的有很多，像东明县沙窝、马头，菏泽佃户屯，定陶马集，曹县韩集、闫店楼这些乡镇都先后实行了土地承包。”周振兴说。

　　他说：菏泽的土地承包与安徽的不同之处在于，安徽的土地承包发端于小岗一个村，而菏泽几乎是10个县同时开展的。安徽是下面搞了以后得到了上面的认可，而菏泽是从地委开始提倡的。那么菏泽小井和安徽小岗的土地改革，究竟谁先谁后？周振兴说：“不少人问过我这个问题，谁早谁晚我没有考察过，但时间应该差不多。早一天晚一天都无所谓，但这是大势所趋。”

　　1978年大年初三，周振兴主持召开菏泽地委常委扩大会议。“为期9天，这是一次务虚会，我也没报告，我主要讲我在农村调研期间看到的人和事，供大家思考。”

　　会议后来形成了厚厚一本、长达20页的《纪要》，《纪要》的内容共有八条，主要有要尊重生产队自主权，允许建立作业组专业队；允许农民拥有自留地；允许和鼓励农民发展家庭副业。还有几条，因为和当时的政策明显抵触，所以没写在《纪要》里，但在贯彻会议精神时一并传达了。如允许农村开办小磨坊、小油坊、小粉坊、豆腐坊；允许农副产品长途运销，允许农村能工巧匠走乡串户，放宽发放个体营业执照等等。

　　为了把“菏泽八条”认认真真地贯彻下去，菏泽地委在这一年的5月和9月又连续召开了两次地、县、公社三级干部会议。周振兴在会上说：“20多年来，我们没少操了心，可是我们瞎操了心，出了傻力。我们的政策出了问题。”

　　“从我们菏泽地区来说，全区有百分之六七十的生产队无现金分配，这种状况如不迅速改变，你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他就不那么相信。”

　　1978年9月2日，周振兴在全区三级干部会议上讲道：“道理很简单，人是要吃饭的，不论干什么事情，都要吃饱了饭才行，吃饭是第一件大事，民以食为天嘛！”

　　1979年春节后，他又一次召集地、县、公社三级干部会议，与会者达2000人之多。他一气讲了近八个小时，会场鸦雀无声。

　　当时地区一级，没有报纸，也没有电视台。会后周振兴下令：各县县委到地委来复制录音带，然后各公社再到县里复制录音带，指定同一天时间，全区700多万农民都集中到公社开大会，听录音广播。

　　春寒料峭，四里八乡的农民，像赶集一样涌向各自的公社驻地，在空场上席地而坐，听高音喇叭里地委书记振聋发聩的工作报告。

　　“我们党的根本宗旨是什么？不是批这个斗那个，而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退一步，我们今天不讲党性，讲良心。老百姓自己的地，自己的劳动力，他们却没有自主权，吃不饱饭，我们能不能对得起良心？”

　　“不管这‘主义'那‘主义'，让老百姓吃饱饭才是好‘主义'！”

　　“在座的县委书记同志们，你们把笔记本拿出来，把我下面这段话记下来，如果上级说这件事我们干错了，追查下来，我周振兴一个人承担责任，你们都是被迫的！”

　　“只要叫我当这个地委书记，我就得叫老百姓吃饱饭，否则，这个地委书记宁可不干！”

　　提起“半碗猪肉”，他说：“记不清了，打一巴掌也是情不自禁。作为领导干部工作没做好，自责是应该的！”

　　半碗猪肉、一记耳光，一件陈年旧事连日来刷爆网络。近日，菏泽日报刊登的《书记的耳光》一文经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等转载后，引起广泛关注。7月14日，当记者向周振兴老人求证时，老人陷入了沉思：“说实话，详细情况我记不清了，那时像这种情况太多了，几乎走到哪里都能遇到。打一巴掌也是情不自禁。这个事没有什么可说的，作为领导干部工作没做好，自责是应该的！”

　　周振兴表示，吃上半碗肥中带瘦的猪肉，是伊巧云老人最大的愿望，也是他当年推改革的动力之一。

　　“吃上猪肉，在当时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周振兴回忆，老百姓吃不上猪肉，不仅仅是因为没钱，有时候有钱也买不到猪肉。

　　他随后又讲了一个故事。有一年秋天，在曹县一个场院里，坐着几位老人。“我过去和他们谈，问他们对政府有没有什么要求。“周振兴回忆，一位老太太说：“还能有什么要求啊，快死的人了，什么时候能吃上一口肉啊？“可就在几位老人的身边，跑着两头猪。

　　既然猪到处跑，为什么老百姓吃口猪肉却这么难呢？

　　周振兴随后展开了调研。“我在菏泽县佃户屯屠宰站调研时发现，这个站按照计划5天杀两口猪，多了不能杀。”周振兴说，猪还没有杀，猪肉已经被公社的大大小小的“头头脑脑”们预订了，根本轮不到老百姓吃。

　　“屠宰猪羊，实行国家和集体‘两把刀'的政策，在保证完成国家猪羊收购任务的前提下，允许生产队和社员自宰分食，经市管部门批准允许生产队对集市按市场价格出售猪羊肉。”这是1978年9月2日，周振兴在全区三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原文，档案资料目前保存在市档案馆。

　　允许“两把刀”杀猪，在当时引起了巨大争议。省财办要求菏泽地委立即纠正，要求周振兴写检查。在省里召开的地市委书记会议上，周振兴和时任省财办主任当场吵了起来。最后时任省委书记的白如冰表态，其他地区仍实行“一把刀“屠宰，而“两把刀“政策在菏泽可以先试一试。

　　“不要怕，如果有人告状，告到北京，打官司我陪你去。”

　　1979年3月15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发表了一封题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应当稳定》的读者来信，并配发了编者按。文章指出：“已经出现分田到组、包产到组的地方，应当正确贯彻执行党的政策，坚决纠正错误做法。”

　　“当时全国反对的声音很大，有的尽管没有公开批判也不支持。”周振兴面对报纸思考了良久，“看清的路子我一定要走下去，一定要让老百姓吃饱饭、不挨饿，尽管压力大我也没在乎。”

　　继司黎明之后担任东明县委书记的王玉德受到了来自多个方面的压力，周振兴曾面对面对他进行鼓励，后来在一次三级干部大会上公开说：“王玉德同志，你不要怕，如果有人告状，告到北京，打官司我陪你去。”

　　“我当时认准的是，别管什么主义，用这个办法可以让老百姓吃上饭。实践证明，群众认可不认可应该成为我们开展工作的标准。”周振兴说。

　　大包干推广后，农民劳动有积极性了，生活也丰富多彩起来。“那一年过年，我在村里调研，老百姓欢天喜地，贴春联，放鞭炮。”周振兴说，“直到今天我不后悔，最起码那几年我让老百姓少挨饿。”

　　1981年，菏泽一举由粮食净调入地区变成了净调出地区。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占山东人口不到十分之一的菏泽，提供了全省六分之一的商品粮，成为全国重要的商品粮基地。

　　1980年11月，周振兴当选为山东省副省长，仍兼任菏泽地委书记，主持菏泽工作。直到1982年春节以后才正式调离菏泽，半年后任青岛市委第一书记。

　　来源：牡丹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