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从日本回归中国的国宝，到底意味着什么？

　　刚刚过去的一周里，一批文化“国宝”——约4千册中国古代典籍，从日本回归中国。关于这批典籍，参考读者们也许应该了解更多的东西。

　　众所周知，由于历史原因，在日本保存着大批中国珍贵文物，特别是自隋唐时期开始，日本全面向中国学习，并长期保持往来贸易，因此积累了大量当时中国使用的书画、典籍、服饰、乐器等，其中有不少已成传世孤品，在中国本土反而难以见到。

　　例如，世上仅存的这一件唐朝五弦螺钿琵琶，现存京都正仓院。

　　这是螺钿的细节：

　　盛唐时的华丽气象，在这件琵琶上，尽显无疑。

　　再看看这件唐时的紫檀阮。

　　以及，下图仅仅是一具琴套：

　　而在典籍方面，日本保存的很多古籍，对中国有特殊的意义。

　　部分原因是：随着考古进展，我们越来越多地发现，有些在传统文化中至关重要的古籍，在流传过程中已有诸多缺失或演变。

　　比如，据说孔子选编的《尚书》多达百篇，但至汉初即仅剩下20多篇，后又陆续失传，个别篇目仅知篇名，但不知内容。近年来，清华大学在对其所藏战国竹简(即“清华竹简”)的研究，发现了多篇失传千年的《尚书》文章。而这一研究也证明了此前学界猜想：目前流传的《尚书》版本，应是后人伪作。

　　又如，在著名的海昏侯墓中，考古学者找到了失传了《齐论语》。《论语》在先秦时期共有三个版本，分别是《鲁论语》、《齐论语》和《古论语》，人们目前看到的《论语》，可以认为是《鲁论语》的某种延续。《齐论语》比目前版本多出了两篇重要内容——《知道篇》和《问王篇》。

　　而在日本，留存着大量“原版”中国古代典籍，仅仅是对比“原版”与“今版”的区别，就能够让我们找回许多中华文化史中失落的链条。

　　此次大批中国典籍回归的契机，是今年恰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作为相关纪念活动，日本前首相、永青文库理事长细川护熙于6月26日向中国国家图书馆捐赠了其收藏的约4千册中国书籍“汉籍”，这也是两国建交以来日方人士对华无偿捐赠古代典籍规模最大的一次。根据中国国家图书馆官网介绍，此批36部4175册汉籍涵盖经、史、子、集、丛五大部类，包括经部14部、史部9部、子部4部、集部5部、丛部4部，品类齐全，能够较为全面地展示中日典籍交流和文化传播的轨迹脉络。

▲细川护熙参观此次捐赠文献展览

　　细川家族崛起于14世纪，其政治影响数百年来几乎未断。1950年，其第16代家主细川护立创建永青文库，管理十几代人收藏的各类艺术品和典籍。正因为这一渊源，永青文库中有一批外界难得寻觅的中国古代文化珍品，而且因其流传有序，能够确定为“真品”。

　　例如，在此次捐赠文献中，有一套《群书治要五十卷》，该书由唐朝名臣魏征等人所撰，但至唐末即已亡佚，国内失传千年。但日本当年曾由遣唐使带回此书，故在其国内得以流传至今。此次日方捐赠的是其天明七年(1787)刻本，共25册。

▲《群书治要五十卷》天明七年刻本

　　与此类似，此次捐赠文献中，还有日本弘化四年刻本《尚书正义》、昭和影印本《尚书正义》，其均根据宋代底本而来，但其底本在国内亦已失传。在日本，这部书的宋代底本被指定为“国宝”，相当于中国的“国家一级文物”。

　　根据文汇网的分析，在捐赠文献中，还有些相当珍贵的版本，如《佩文斋书画谱》为康熙內府刻本，道光《列女传》刊刻精美，清刻套印本《御制圆明园诗》、日本宽政八年刻本《制度通》等国内存世寥寥无几，日本江户积玉圃刊本《草字汇》在《中国馆藏日本和刻本汉籍书目》中未见著录，十分珍贵。此外，在捐赠文献中，还有多种为清代著名学者旧藏之书，如：《列女传》为严可均旧藏，《周易集解》为归安姚彦溉旧藏，《文选》为潘祖荫旧藏，反映了晚清时期我国藏书的东流。

　　在捐赠仪式上，细川护熙表示：“如果(这批典籍)能对研究有用，就会非常欣慰。我相信这次捐赠一定能对中国悠久的历史有所贡献。”

　　而在6月27日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外交部发言人陆慷对此次捐赠评论说：

　　“细川护熙先生长期致力于中日友好事业，我们对他此次捐赠大量珍贵汉籍的义举高度赞赏。此次捐赠汉籍体现了中日两国共通的传统文化纽带，书写了新时代中日友好交往新的佳话。”

　　最后要向读者广而告之的是，为配合此次捐赠，中国国家图书馆专门策划《书卷为媒友谊长青——日本永青文库捐赠汉籍入藏中国国家图书馆展》，将面向公众展出一个月。国家图书馆善本阅览室还将设置专柜展示部分捐赠书籍，展期10天，并向读者提供本次捐赠书籍的长期免费查阅。有兴趣的读者，不妨有所关注，或许也能从中找到不一样的历史，发现古代中国的新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