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村支书抗击台风落水殉职 生前曾个人贷款修路
9月29日,周炳耀家后面的庄里溪。9月15日,周炳耀清理涵洞淤塞物时,从桥上落水。 庄里村两委开会时的照片,图中穿迷彩服者是周炳耀。这是他为数不多的工作照之一。 周炳耀年轻时到故宫游览。 抗击“莫兰蒂”台风时落水殉职;生前曾个人贷款为村里修路;在福建任村支书7年,村人均收入翻两番 刘长务从没有见过这么隆重的葬礼。 9月19日,古田县殡仪馆,花圈排满了三面墙,前来悼念的村民排到了殡仪馆外。 “其他同日出殡的死者家属问,这是多大的官,怎么来那么多人?” 当天是福建省宁德市古田县卓洋乡庄里村村支书周炳耀的葬礼。9月15日中秋节,在抗击第14号强台风“莫兰蒂”的过程中,为避免村民受到洪水威胁,周炳耀在清理涵洞淤塞物时不幸落水,终年45岁。 殡仪馆里摆放着他有些青肿的遗体,墙上挂着一幅他生前的证件照:面容消瘦,习惯性地露着牙齿浅笑。 根据当地习俗,大家往往忌讳参加未满50岁者的丧礼,认为这会让自己倒霉。而这场追悼会的消息在村里很快传播开来,村民早早醒来以免挤不上车。刘长务统计过,9月19日这天,前去悼念的村民坐满了3辆公交车和13辆私家车。 不少人特地从外地赶回来。悼词念及“为了村民因公牺牲”时,村主任刘长务清晰地听到了殡仪馆外村民的哭声。 “全能老爸” 9月14日清晨5点,周炳耀就起床了。 因为前一天接到电话通知,要去乡里开防范台风的视频会议,这天他没有外出打工。第14号强台风“莫兰蒂”即将登陆福建,是1949年以来登陆闽南的最强台风。 这几乎算是周炳耀难得的不用外出的时间。他打开便携小音箱,一边听歌一边打扫房间、照顾小孙女。 周炳耀喜欢听80年代的老歌,老房子的墙壁上贴着林志颖、小虎队的海报,一台老式收录机里还放着一盘写有《渴望》、《好人一生平安》、《奉献》等歌曲的磁带,收录机旁是他用鞋盒子自制的音响。 在那个年代,许多村民都能听到从周家窗口传出的音乐声。 在村民和妻子刘冬菊眼中,周炳耀很时髦:除了喜欢听歌,他爱穿衬衣毛衣两件套,去开会时总是穿西装。 即使到现在,他也是村子里少数会用淘宝的人。工作后,儿子周铭灿给他买了一台电脑,周炳耀学会了淘宝,在上面买了便携小音箱、手写板、行车记录仪,以及给小孙女的爬行垫。 26年前,周炳耀和刘冬菊经人介绍相识,两个人婚后住在土墙木质结构的老房子里,有了两个孩子。因为两个孩子都“命里缺火”,儿子取名“铭灿”,女儿取名“巧烂”。 在子女眼里,周炳耀是个“全能老爸”。 因为妻子身体不好,他几乎承担了家里所有家务和农活,女儿手机里至今还存有父亲在厨房洗碗的视频。 周炳耀是全村最早做香菇种植的人之一。村里流传着他种菇从来没亏本过,单位产量是他人两倍的说法。 香菇种植是一件劳力费心的事情,一个菇棚里有12排架子,摆满菇筒,农历四五月时种进去菌种,经过4个多月培植,九月是即将要长出香菇的季节。周炳耀常常在菇棚里一待就是一夜,带着小音箱一边听歌,一边在菇筒的薄膜上划出一个个小口子,好让香菇长出来。 周炳耀从未让家人操心过这些事情,去世后,儿子至今也不知道家里共有几个菇棚。 除了农活,周炳耀常在村子附近打工,最常做的活就是做屋顶的彩钢瓦,一出去就是一天。 他“手很巧”,村里人有任何水电、木工、砖瓦方面的问题,周炳耀几乎都可以帮忙解决。 闽ANK008 9月14日上午10点半,周炳耀开车载着村主任刘长务去乡里开有关防台的视频会议。 刘长务对这辆车非常熟悉,这是一辆二手黑色比亚迪汽车,周炳耀在2011年花了约二万八千元购置,是村里最早出现的小轿车,也是他们外出开会的唯一交通工具,甚至是全村人的“公车”。 去附近乡镇的路上遇到熟悉的村民,周炳耀会打开车窗问“我们去古田,有没有人去”;每次去乡里,他总会接送同村上学的孩子。 村民们习惯称这辆车牌为闽ANK008的小轿车为“公交车”,很多人都记得车牌号。 2014年,村民张巧明5个月大的女儿因肺炎发烧,在女儿生病的两个月里,需要用车去医院时,张巧明都是给周炳耀打电话。周最远曾将张巧明的女儿送到了福州市的医院。 张巧明女儿发烧到42度那次,周炳耀接到电话已是凌晨三点。匆忙中,张巧明忘记带钱,周炳耀先垫付了几千块药费,等办完手续,天已亮了。 张巧明原本打算至少给些油钱,但周炳耀坚决不要,她只好送去两斤鸡蛋。 9月14日,由于设备调试的问题,这场关于应对今年第14号强台风“莫兰蒂”的会议一直开到了下午1点多。 视频会议上,县领导强调这次台风比以往雨量更大,要注意危房和低洼地带,以及破旧房子的安全问题。乡里也给周炳耀和刘长务布置了应对台风的工作:巡查菇棚,转移群众,加强值班。 回程的路上,周炳耀与刘长务商量,由于这次台风“风不大雨量大”,回到村子先巡查一下村里的三处高危地段:危房、土房子以及滑坡路段,并在危险地带附近放置写有“危险”的警示牌。 同行的乡人大主席李扬盛记得,一贯笑呵呵的周炳耀,那天表情严肃,对危房、土房子和滑坡路段附近的居民一遍遍告知:“台风明天就要来了,要多注意观察,风大的话要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晚饭前,周炳耀和村干部再次分头挨家挨户通知台风今夜要来的消息。 张巧明遇到了周炳耀,前者想打个招呼,周炳耀没有寒暄,“自己注意,不要住土房子,不要去菇棚。” 村支书“耀仔” 考察过高危地段后,晚上6点左右,周炳耀回到家,家人晚饭已吃了大半。 妻子刘冬菊记得,一向不对家人谈村务的周炳耀说:“这次台风很大。” 刘冬菊问,“有多大?”周炳耀又重复了一遍:“很大”。 刘冬菊心里有些担心,想到丈夫当晚还要值班,她重新煮了粥,炒了四个菜。 周炳耀很少能像那天晚上在家吃一顿完整的饭,他通常都是在吃到一半时,被来求助的乡亲叫走。 村民习惯喊周炳耀“耀仔”,进来第一句话常是:“耀仔,有空吗?”即便在忙,周炳耀也会先回答“有空”。 周家早已习惯,没有人会介意他离席而去,家人默契地将他的碗筷和剩饭留在桌上等他回来。儿子周铭灿觉得长此以往对胃和身体不好,曾想过劝父亲至少吃完饭再出去,不过还是没有说。“因为说了也没用。” 在家人眼里,村庄更像是周炳耀的家。“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他像操持着家里大部分家务一样,担负着村子里从交电费到基础建设等大小事务。 周炳耀是村里最早种香菇的人,发现挣钱后,他几次号召村里的年轻人不要再出去打工,留在村里发展食用菌。 “我打包票能赚,不然我贴给你。”村主任刘长务估算,80%的年轻人都留了下来。 周炳耀带着村民去农村信用社担保贷款,开会讲解种菇技术。村民张巧明计算过,种菇年收入有一两万,而之前种田只有几千元。 根据古田县统计,2009年周炳耀当选村支书时,庄里村村民人均年收入仅3480元,去年达到了12860元,超越卓洋乡平均水平。 为争取村上基建的款项,周炳耀和刘长务常常开车去古田县城“跑项目”。他们早上6点出发,赶在各个部门局长8点上班前守在办公室门口。 为了村上道路护坡的问题,他们去了交通局三次,最终要来一万元。 古田县官方提供的资料显示,周炳耀在过去的7年间,共为村里争取项目资金80多万元,硬化村内水泥路6条,修建机耕路3条共5公里,修建河岸护坡1.5公里。 曾经当过村主任的张华忠知道,“这是个没钱的村”。今年春季,周炳耀号召村两委垫钱做道路硬化,自己和村主任刘长务各垫了3万元,而村干部工资很微薄。周炳耀为此贷款6万元,儿子娶媳妇需要的10万元彩礼,经过两家商量只给了3万元。 他常常把村上的工作带回家来做,卧室里的书桌上堆满了村里的学习材料和党员工作表。周铭灿曾见过父亲半夜还在工作,而村里的作息时间一般是9点左右休息。 有一次,一向遵从丈夫意见的刘冬菊劝他辞职:“太累了,等任期满了就别干了”。周炳耀笑了笑,没有说话。 去年选举时,他提出不想再做村支书。“你不做,我们也不做了”,村主任刘长务和其他人把他劝了下来。 “这次不一样” 9月14日晚饭后,周炳耀和村干部回到周家斜对面的老人活动中心二楼开会。 当时在海南的女儿周巧烂想给他打钱,却怎么也打不通他的电话。周巧烂穿着睡衣在银行门口等了一小时后,终于联系上父亲。 电话里,周炳耀问女儿海南有没有台风。“我当时很想嘱咐他,台风天不要出门,但最终没有说。”现在想来,周巧烂很后悔。 庄里村处于山峦交界处,四面环山成漏斗形,村落就在漏斗收口的位置,一条庄里溪流经村子,每家每户都沿溪搭起房子。 因为地势低,四座山挡住了大部分的风,每每台风过境,庄里村所受的影响不过是些小风雨,掀掉几块瓦片;最严重时,曾掀掉了一座菇棚。 支委张华忠说,村民们都认为这次台风应该和以前一样,不会有事,“台风台风耳边风”。 周炳耀意识到了“这次不一样”。整日的多云天气到了晚上开会时,已经有些零星小雨。平日里说话从不大声的周炳耀略微提升音量。一些村干部回忆,周炳耀那天唠叨了两三遍“特别是土房子,怕台风”、“这一次不一样,大家要小心”。 做了三届村支书,根据市县部署,周炳耀对于台风的应急工作已形成自己的一套方案:通知到每一户村民,转移危房里的居民,在地势高的村委会和老人活动中心设立避灾点,危险地段旁立警示标识,安排24小时轮流值班,紧急时还会敲锣预警。 那天晚上,周炳耀安排了三班两人一组的值班,周炳耀和支委张华忠是凌晨四点的最后一班。布置完工作,周炳耀说:“明天是中秋,我们一边值班一边过节吧。” “他还没来得及吃早饭” “雨那么大,别出去了。” 15日凌晨3点多,雨打在窗户上的声音叫醒了周炳耀和妻子。丈夫执意出门值班,刘冬菊连嘱咐了两句“小心”。 周炳耀和张华忠巡查完,两人各自回家,约好6点钟再巡视一次。5点50分,张华忠拨通了周炳耀的电话,得知他已在一个沿溪的被毁菇棚里捡被水冲散的菇筒。 张华忠赶去帮忙时,周炳耀发现自己手机不见了。因每次村上活动,村支书都要拍照存档,他便请张华忠拍摄。 这成为了周炳耀最后的照片,镜头里,他穿着迷彩服,披着蓝色雨衣,裤腿卷到膝盖处。原本清澈露石的溪水上涨至桥面下方,呈泥浆色,被冲散的菇筒漂在路边。 还没捡完菇筒,周炳耀意识到,被毁菇棚上的竹竿、黑色塑料布等杂物堵住了两个桥洞,上游的居民有被淹的危险,他开始疏通桥洞。 此时水位已经漫到水泥路面上。住在溪流拐弯处的林喜球听到水里大石头碰撞的声音,也起来了。打算做早饭的她,却发现溪水卷着淤泥从沿溪的后门涌入,原本是下水道的管口也开始漫入土黄色的溪水。仅仅是五到十分钟的时间,水位就从刚漫过路面上涨到膝盖处,地上的泡菜坛子也被推倒。 75岁的林喜球说,上一次见到这么大的水还是30多年前。 差不多同一时刻,刘长务打电话给周炳耀,但没人接,他跑下来看到周炳耀在清理桥洞。刘长务记得当时看到水就心里发慌,“像水箱一样,从没见过这么大的水。” 卓洋乡人大主席李扬盛表示,当时最大降水量的红线在村子停留有3-4个小时,达到了每6小时降水200毫米,而“100毫米以上就算是特大暴雨了”。 “长务,赶紧去救人”,一向不会大声的周炳耀喊出了声。 周炳耀试图拖出卡在桥洞下的竹竿。拔出的瞬间,水流湍急,竹竿尾部一扫便将周炳耀带入水中。 周炳耀清理桥洞的时候,担心丈夫安危的刘冬菊就站在数米外一直呼喊他撤离,她眼睁睁看着丈夫落水,还看见他从褐黄色的水里冒出头部和肩颈,然后瞬间消失。 听说消息,150多位村民赶来沿河搜救。大约一小时后,周炳耀的遗体在四五公里远的树兜村被发现。 周炳耀几乎赤裸着全身,浑身都是淤青和肿块,手臂也脱臼了,眼睛还睁着。附近村民找来一块广告布盖在他身上,又打来三四脸盆的水才把身上的淤泥擦拭干净。 尽管已事发半个月,妻子刘冬菊仍然不断念叨周炳耀去世时的情景,“看到水,就想到那个画面,他捋了一下头发就没了。早上出门时,他还没来得及吃早饭,是饿着肚子上路的”。 9月19日,在殡仪馆举行完葬礼后,家人和村民回到庄里村。村委会过道旁,堆放着15根钢质的路灯灯杆,“这些都是耀仔带头集资买来的,准备过几天安装,”村主任刘长务说,“他再也看不到路灯点起来后,村里有多亮了。” 摄影(除署名外)/新京报记者唐爱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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