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前奥运就现场直播 越洋电报贵记者不敢"注水"

看了这个题目，你或许会有些惊讶，或许会觉得我有点故弄玄虚，奥运会现场直播这么潮的事，怎么可能出现在80年前？其实，我一点没有跟你打诳语，1936年8月，柏林举行第十一届奥运会时，国内多家广播电台直接与比赛现场的电台接通，直接实时转播开幕式，对重大比赛的转播也“快如闪电”，前所未有。而早在20世纪20年代末，收音机就已飞入了广州“寻常百姓家”，所以不但球迷们天天抱着收音机，与奥运赛场“零距离”接触；连各报新闻记者也常守在收音机边，挖出猛料，再以生花妙笔，写成大稿，以吸引读者，胜过同行。要知道，那时新闻大战之激烈，与现在并无太大差别呢。

采写/广州日报记者王月华

初识奥运

“奥林匹克”

译成“吾能比耶”

“奥林匹克”四个字，在今天家喻户晓，不过，在上世纪初，人们却很少使用“奥运会”这个说法，而多以“世界运动会”呼之。比如，1936年8月1日，柏林奥运会开幕，《大公报》就推出了《第11届世运会特辑》，而唯一与中国队一起漂洋过海的随团记者冯有真，将自己采写的报道命名为《世运代表团随征记》，可见“世运”这个称呼，已经约定俗成。

不过，“世运”这个四平八稳的词儿，并不是国人对奥运会最初的称呼。要知道，“奥林匹克”最早是以“吾能比耶”这个激动人心的称谓传入中国的，细论个中缘由，也是一个蛮有趣的故事。我们上一次说了，1936年8月，中国第一次派出大规模的体育代表团，参加柏林奥运会，国内各媒体也第一次进行了大规模报道。不过，早在1928年7月底开幕的阿姆斯特丹奥运会上，中国就派出了一个“两人代表团”，前去观摩奥运，其中一人是当时的中国驻丹麦公使；另一人是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名誉干事宋如海，当时正在美国春田学院留学，他受当时中国奥委会主席王正廷的委托，从纽约搭船前往阿姆斯特丹，观摩奥运，并收集资料，为中国选手以后远征奥运做准备。

宋如海在看台上目睹各国健儿向着“更高、更快、更强”的目标奋力拼搏，激动得不能自已。于是，他一连多日奋笔疾书，先后写下了14篇通讯，详说奥运会的方方面面，并从阿姆斯特丹通过海邮寄回国内，发表在《申报》上，而“奥林匹克”四个字，就被他翻译成了“吾能比耶”，真是十分形象精彩，且蕴含了“吾人均能参加此项比赛”的意思。《申报》刊登的时候，就直接冠以“吾能比耶”的标题，这是国内最早的关于奥运会的报道。

由于《申报》在广州的发行网络挺发达，于是，成千上万的市民就通过《申报》了解了“吾能比耶”的精彩。有趣的是，阿姆斯特丹奥运会于1928年7月28日开幕，8月12日闭幕；但《申报》直到8月21日才刊登了“吾能比耶”的第一篇报道，至10月31日才登完最后一篇，而宋如海本人早在半个月前回国了，当时海上邮件传递之慢，由此可见一斑。

激烈竞争

报纸争做特刊 引爆新闻大战

一转眼，8年过去了，“吾能比耶”的观念在国内逐渐深入人心，媒体关注度也越来越高，待到1936年8月第十一届奥运会举行时，远征柏林的数十名中国运动员就成了各报关注的焦点，新闻大战一触即发。我们在以前的“档案解密”专栏里说过，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被称为“报馆街”的光复路一带就有百来家报馆，彼此竞争十分激烈，但凡国际国内有个风吹草动，都有报纸出来大书特书一番，遇见中国首次组团参加奥运这样的大事，想来它们更不会放过。不过，或许是年代久远，或许是搜索方法不对头，我一时半会没有找到合适的史料。幸运的是，我在当时最有名的两份报纸——《申报》与《大公报》上找到了大量报道，这两份报纸的发行网络遍及全国，在广州的拥趸也颇不少，从它们浓墨重彩的报道中，你或许可以闻到当年各报新闻大战的硝烟味儿。

奥运尚未开幕

新闻大战开打

说起来，《申报》与《大公报》80年前进行奥运报道的套路还真挺“潮”的，像编特刊、做号外、刮猛料、约独家专访这些今天业内常用的手法，当时它们已经用得相当娴熟了。奥运会开幕前半个月，《申报》就已开始逐日报道奥运火炬传递情况，在奥运会期间更设立了“奥运专版”，重点报道中国选手的表现，而《大公报》也推出了《第11届世运会特辑》和图片特辑，除了反映中国选手在赛场上的英姿，还报道了不少花絮，像《德明星市长招待我女选手》、《我国国术表演大受观众欢迎》、《世运火炬出发时希腊少女向太阳取火》等，读来令人饶有兴趣，至于当时夺得百米赛跑的冠军史蒂芬、夺得撑竿跳冠军的梅杜斯等知名“女神”，两家报纸也不忘上几张“玉照”，一饱读者眼福。

越洋电报太贵

记者不敢“注水”

那时，说到对中国代表团的期待，谁也不会奢望“首金”，大家只是像盼星星盼月亮一样盼着中国选手冲进决赛，所以，在田径选手几乎全军覆没之际，撑竿跳选手符保卢冲进决赛，简直像为大家注射了一剂强心针，于是，8月6日的《申报》与《大公报》都在头版头条刊登了这条新闻，硕大的标题下面，还有现场实时传真回来的图片，这在当时可以说是弥足珍贵。

不过，如果你更细心的话，就会发现，柏林奥运会期间，尽管《申报》和《大公报》都刊登了约500篇文章，但长篇报道并不是特别多，多的是两三百字的短稿，有时一个奥运专版，可以装下近三十条稿件，这当然是因为发稿太贵的缘故。要知道，那时发稿可是要用越洋电报的，越洋电报到底有多贵，我因为找不到具体的价目表，所以不敢乱说；但根据当时国内新闻电报每个字三分钱（0.03银圆）的收费标准，发一篇稿子回来肯定不便宜，故而特派记者必须惜字如金，若要敢写“注水稿”，回来肯定会被老板骂个半死。

不变情怀

大赛凌晨转播 球迷通宵守候

电报太贵，记者不敢放开手脚，幸而那时广播开始普及。1928年阿姆斯特丹奥运会举行之际，BBC、NBC与CBS等广播公司进行了零星报道；而1936年柏林奥运会举行之际，组委会专门设立了一个广播中心，与44个国家的有线或无线电广播电台连通，其中就有中国。在国内，除了官办的广播电台外，还有一些民营广播电台都对开幕式进行了现场直播，人们只要守在收音机旁边，就能“零距离”接触开幕式现场了。

看到这儿，读者你或许会问了，那当时广州是不是家家都有收音机呢？因为一时查不到确切的资料，这个我也不敢说。不过，20世纪30年代初，一台收音机的价格不过十来元，相当于一个中等收入者半个月的工资，所以买台收音机，真不是什么难事，而根据1930年一期《市政公报》的记载，当时“市民多装置收音机收音，以资娱乐，同时市内发售此项收音机的商店，亦如雨后春笋”，想来当年守着收音机，听赛况的市民大有人在。

举个例子，1936年8月8日凌晨1时（柏林时间7日18时），中国篮球队与日本篮球队比赛，凌晨3时，“中央通讯社”特派柏林的记者就向国内球迷转播了这项赛事，估计当年城内也有不少球迷守着收音机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

时至今日，80年过去了，如今体育赛事的传播手段早已不可同日而语，但球迷们通宵守候，为中国队加油的心情可是一点都没变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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