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时代的社会治理：要讲理要会治

　　随着中国由互联网大国向互联网强国的转变，互联网已经不再是一个现实生活的辅助性空间，而是在很大程度上成为生活本身。也正因为此，互联网不仅成为大量社会利益纠葛的反映之所，而且也越来越成为各种社会矛盾的产生之地。如何有效地治理互联网，不仅已经成为当代中国社会治理最为重要的课题，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成为中国社会治理转型所必须完成的任务。

　　首先，网络时代的社会治理必须处理好权利与秩序、自由与安全的关系。一些人一谈到管制就怒不可遏，似乎但凡管制就是戕害了言论自由，其实这是对言论自由的重大误读。世界各国的言论自由虽然尺度不同，但是公然损害国家利益、散播极端思想、鼓吹暴力的言论却从来都不受言论自由的保护。在今天的中国社会，网上的暴力语言、极端语言绝非罕见，甚至有的网站公然挂出过绞死名单、活埋名单。这种现象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应该被严肃处理的。

　　现代社会正在成为一个高危社会，网络中的自由必须服从于社会总体安全的要求。新时期的国家安全观的理念是清晰而坚定的，中国网络时代的社会治理也必须在国家总体安全观的框架下展开。

　　其次，网络时代的社会治理必须顺应时代的特点，避免那种简单粗暴的罚与堵。一些干部对于网络中的社会言论过于敏感，甚至将一些群众的牢骚与怪话，上升到敌我矛盾的范畴。在一些地方，遇到事情不解决、不对话，动辄删帖、封号、断网，甚至搞出跨省追捕的怪事。这样简单粗暴的工作思路，已经成为少数地区提升网络时代社会治理水平的一大瓶颈。不仅无助于党和政府利用新技术、新传媒去争取群众、团结群众，反而让互联网成为干群关系对立的场域。

　　诚然，虚拟技术的进步、网络时代的来临的确让传统的管理越来越麻烦，但是它也为管理的升级提供了巨大的空间。对于中国网络时代的社会治理而言，它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网络技术尤其是大数据技术的应用，可以让政府精确锁定服务对象、准确量化服务需求，从而让民意更真实、更准确、更具体。其二，网络时代的来临，可以让官民的对话渠道更多、对话成本更低，它不仅有助于提升社会生活的民主化，推动民众对公共决策的参与，而且有助于将“一刀切”式的标准化公共服务，升级为灵活、多样、高效的个性化公共服务。让政府在开放中获得认同，在服务中赢得民心。其三，网络时代的来临，可以让政府拥有更多的渠道与资源，去与社会建立广泛的合作关系。从而将层级制的社会治理体系，优化为扁平化的社会管理体系。通过网络资源，政府不仅可以引导人民、教育人民，还可以有序地提升社会的自治能力，从而实现最优限度的简政放权与基层自治。

　　坦率而言，在今天的中国，一些人对网络时代的社会治理还有担忧，他们指出中国的网络里有太多的戾气，中国的网民太热衷于吐槽。怎样化解戾气，怎样回应吐槽呢？当然要治理，尽管其间也不排除管制，但更重要的是要立规矩、讲道理。道理讲得越多，我们就越有可能从互联网大国真正提升为互联网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