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绿发会诉污染腾格里沙漠企业遇“证明”尴尬

　　从事环保工作30年遭遇“证明”尴尬

　　提起环境公益诉讼被“卡”，也让这家成立于1985年的基金会面临一个尴尬：该怎么证明自己具备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资格。

　　根据相关规定，绿发会等社会组织由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管辖，但民间组织管理局的工作人员表示，他们也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只能建议绿发会到档案馆复印基金会章程交给律师。该工作人员还表示，民政部不会专门为社会组织的身份开出证明。

　　而针对裁定书中认定“该基金会的登记证书确定的业务范围没有从事环境保护的业务”的内容，绿发会负责人的理解是，“法院认为我们没有从事环境保护的业务”，但绿发会多年来一直从事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正是环境保护的一部分。

　　中国政法大学环境资源法研究和服务中心主任王灿发也认为，生物多样性保护属于环境保护的范围。“这是常识，在理论上没有太多争议”。王灿发分析，法院之所以不认同，一方面可能是因为法官确实不懂环境保护以及环境保护的范围。此外，可能还存在其他原因导致法院不愿受理此案。

　　而为了证明自己，在上诉状中，绿发会还列举了该基金会的各个环境保护专项基金和学术研讨会。其中，还特别提到了专门针对沙漠环境保护的“促进沙产业发展专项基金”。

　　环境法专家、北京工业大学副教授谭柏平认为，绿发会从事的这些活动，其实就是最好的证明。“法律条文规定的‘专门从事环境保护公益活动’，关键的地方是‘活动的内容与范围’，而不是章程上要写上那几个字”。

　　王灿发则提出，也可以由专家作出论证，证明绿发会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绿色发展”属于环境保护的范围。另外，他指出，环保法中也有“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字眼，这也可以作为依据。

　　“生物多样性保护属于生态保护，生态保护属于广义的环境保护，本来以为这是个科学常识问题。”北京林业大学生态研究中心副主任杨朝霞说，现在却要证明生物多样性保护属于环境保护，就好像此前出现的须证明‘我是我’‘我妈是我妈’这类奇葩证明一样。“环境公益诉讼有法律依据、有司法解释，但我们认为不是问题的问题却出现了”。

　　公益诉讼主体范围扩大但局面艰难

　　就在今年7月底，绿发会对康菲溢油重大事故提起过公益诉讼，该案已经在青岛海事法院立案。此前，该基金会还提起过两起公益诉讼，也都已经立案，并未遇到过“主体资格不适格”的问题。

　　但是，为什么这次在宁夏却被认定为不符合原告资格？

　　对此，王文勇说：“中国不是判例法国家，所以宁夏法院没有义务遵从此前的判决。”但最高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司法理论研究基地研究员马勇认为，正因为中国是成文法国家，所以更需要有统一的标准。

　　据王文勇介绍，从法律变迁来看，对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起诉主体的限定，其实一直是在逐渐放宽的。

　　例如，民事诉讼法规定，提起民事诉讼的主体需要与案件有“直接利害关系”。但2012年大修的民事诉讼法第55条明确，“对污染环境、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王文勇认为，从“直接利害关系”扩大到“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为公益诉讼打开了空间。

　　在新环保法历经4年的修订中，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起诉主体，先从“中华环保联合会”改为“全国性社会组织”，最终扩大为现行的“依法在设区的市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登记”“专门从事环境保护公益活动连续五年以上且无违法记录”且“提起诉讼的社会组织不得通过诉讼牟取经济利益”等要求。

　　按照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的统计，截至2014年第3季度末，全国共有700多个社会组织可以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但杨朝霞说，环保组织除了要符合法定的起诉资格外，至少还得同时具备有技能、有资金、有意愿等几个基本条件。

　　“据学者统计，在全国具备起诉资格的700来家环保组织中，有能力提起公益诉讼的只有30多家。而这30多家中，真正提起过诉讼的，也寥寥无几。”杨朝霞说。

　　王文勇也介绍，自今年1月1日新环保法实行以来，共有22起环境公益诉讼被法院受理，但提起诉讼的主体，只集中于9个社会组织。

　　“这次未被受理，对绿发会以后的类似诉讼肯定不利。”杨朝霞说，绿发会可以组织专家论证和司法鉴定，证明其宗旨和业务范围与所诉环境保护公共利益有关联性。此外，杨朝霞还表示，宁夏高院若没有把握，也可向最高人民法院请示，“如果最高法就这个案子对司法解释中的‘关联性’作一个回复，也有示范性”。

　　另外，杨朝霞提到，因腾格里沙漠处于宁夏、内蒙古、甘肃三省(区)交界处，如果宁夏高院不受理，内蒙古和甘肃的检察机关也可以提起环境公益诉讼。

　　今年7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北京、内蒙古、甘肃等13地(无宁夏——记者注)检察院开展公益诉讼试点。但杨朝霞表示，自开启试点到现在，还没见到媒体报道过检察机关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案例。“这也许可以成为试点的第一案。”杨朝霞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