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政放权不是简单“减证”放权

　　对公安部门来讲，减少、摆脱了不必要证明的繁杂琐事，也更有利于集中精力、发挥本职职能为百姓提供更多更高质量的公安服务。但是，反过来站在群众办事的角度讲，公安部的这18项“减证清单”，就其绝大部分来看，只是撇清了自己不能办、不需办的责任，或是指明了应该办理的部门，只是个简单的公安办事“正本清源”，对自己办事的难易或者繁杂而言，这似乎没有多少缓解或改变。

　　众所周知，新一届中央领导班子执政以来，简政放权成为施政的着力点和先手棋。而简政放权的目的，其中重要一项就是政府裁减办事程序和手续，让老百姓在具体办事的过程中少跑腿，甚至尽量不跑腿。就此而言，公安部的18项“减证清单”固然愿望美好，也应该起到一定的正面作用，但这显然还是远远不够的，理应引起有关方面的高度重视和反思。

　　首先，简政放权不是简单的“减证放权”。简政放权固然是大势所趋，是群众所乐见的，“减证放权”也固然是很多时候必须的，但关键的是，“减证”是对办事部门而言，还是针对群众而言。如果仅是前者，效果显然有限，只有前者和后者相结合，特别是有效体现了后者，简政放权才是真的有效放权，“减证放权”才有意义有作用，才可能真的获得群众的大力支持和拥护。

　　其次，简政放权不能简单单兵突进。客观而言，公安部此次的18项“减证清单”，不管是不办的，或是不能办需要其他部门办的，都不无道理，甚至合情合理。但问题是，要让相关外转的办理证明事项，在群众办事时能够顺利有效和快速获得，甚至有效取消，真正解决群众办事难、证明多等问题，就需要从需要开证明的源头单位或部门入手，有效转变观念、与时俱进、简政放权。也就是说，简政放权、“减证放权”，是一个综合发力过程，单个部门和系统的积极推进固然重要，当更重的是要相关部门综合协调、协同推进。

　　再次，简政放权需要强有力载体。简政放权推进“减证放权”，达到群众办事不再难和繁杂，很重的一点就是让信息多跑路，群众过才能少跑腿。而要有效实现这一点，政务大数据建设无疑是一个有效载体和途径。上周的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的《关于促进大数据发展的行动纲要》，无疑是一个政务大数据建设的冲锋号，这是真正“减证放权”的一个很好载体和契机，需要抓住、抓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