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3”参阅官兵：脚底板先麻再酸后痛

对着太阳练眼神，40秒钟不眨眼。 韩理张腾飞李舸摄影

在这里，一支支具有优良传统、辉煌历史、卓著战功的部队云集。在这里，既有多次参加国庆首都阅兵的老将，也有在阅兵场上首次亮相的新兵。

走进阅兵训练基地，震天响的口号声、整齐的步伐、挂在每位参阅官兵脸上的晶莹汗珠……这一切都是为了9月3日那一天。让记者带你走近他们，听听他们背后的故事。

刘瑞江：由“维和大队长”到“阅兵方队长”

8月的阅兵村，烈日炎炎。宽阔的阅兵训练场上，陆军第54集团军猛虎师副参谋长、轮式装甲突击车方队大队长刘瑞江作为领队，站在队伍前侧，纹丝不动，汗水顺着脸颊“啪嗒”往下淌。

他和战士们一样，每天4小时的军姿训练雷打不动，这样的训练对刘瑞江来说已是家常便饭。

训练之余，刘瑞江经常给大家讲述他参加维和的故事：当我维和官兵把动乱中避难的小朋友营救出来安顿好后，就在大家转身离去的瞬间，一个小男孩带头举起右手，行了一个军礼……

2014年，南苏丹瓦乌地区战乱频发。那一年，作为维和大队长，他带着官兵每天都要担负很多难民的营救、安置任务。

经历这些现实中的战乱，让刘瑞江对和平有了更深刻的感悟：和平来之不易，珍视和平、守卫和平，是军人永恒的价值所在。

去年12月，刘瑞江刚刚回国，就住进了医院，实施了一个外科手术。手术刚做完，刘瑞江听说部队将组建一支装备方队，参加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阅兵。

“这点小病不算啥，保证坚决完成任务。”刘瑞江三番五次找到领导，坚决请求带队参加阅兵。最终领导批准了他的请求。

“脚底板先是麻，再是酸，而后是痛。”每天的军姿训练对于参加阅兵的战士们来讲，是一种“重生”。

刘瑞江说：“和战士们一起训练，自己要做排面的排头兵、定盘星，我的姿态稍有松弛，就可能垮一片。”

“能战方能止战，这次阅兵，是一次展示，更是一次磨练。”刘瑞江时常给大家鼓劲：“通过天安门的那刻，我们代表的是中国军人的形象，展示的是我们守卫和平的信念和信心，一定要把最好的形象和姿态展示给全世界。”

赵勇：抗战阅兵，连着祖孙三代人

“梦想还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对海军陆战队某旅排长赵勇来说，能到北京参加抗战胜利70周年阅兵，绝对是人生中最辉煌、最难忘的一段记忆。

赵勇出生在军人世家。而对他影响最大的，要数爷爷赵元忠。

“只要还有一口气，就要跟鬼子血战到底！”赵勇的爷爷1924年出生，1942年参军入伍，这是他爷爷出征抗日前遗书里的一句话。山河破碎之际，爷爷誓以必死之心，在齐鲁大地顽强抗击日寇，参加了大大小小百余场战斗，多次被评为“战斗模范”。

父忠烈，儿好汉。在爷爷的影响下，1982年，赵勇的父亲赵文政参军入伍。1984年，他父亲有幸参加了国庆35周年大阅兵，并荣立了三等功。但遗憾的是，他父亲当时是一名坦克技术保障人员，没能亲自走上天安门。

“不能亲身受阅，一直被父亲视为终生遗憾。”赵勇说，家里一直珍藏着新中国成立以来历次大阅兵的视频，但父亲唯独不看1984年阅兵的片子。

2007年12月，赵勇光荣入伍。2014年6月，从装甲兵工程学院毕业，他被分配到海军陆战队某旅两栖装甲团任排长；今年2月，该旅组建两栖突击车方队参加抗战胜利70周年阅兵，他第一时间向连队递交“请战书”。

“你既不是驾驶专业出身，又没经过系统的培训，还要当驾驶员，这不是瞎胡闹吗？”一开始，连长“气不打一处来”，但听完赵勇祖孙三代从军报国的故事，连长被震撼了，当即向方队长陈升力荐。赵勇兴奋得一夜未眠：“爷爷打过抗战，父亲参加过阅兵，自己又使两者有了交集。”

俗话说，隔行如隔山。分到连队，赵勇的岗位是车长，现在却要学驾驶，谈何容易？虽然在军校时学过一段时间的驾驶也拿过证，但那都是老式的教学坦克，跟新型突击车完全不是一码事。

底子薄、起步晚，要想赶上并超过别人，除了“使蛮力”，还得动点脑筋。训练场上，赵勇时刻把弦绷得紧紧的，下了训练场，依然还有操不完的心。作为装备方队，阅兵其实更多的就是阅装备，各种不可控的因素是驾驶员最头疼的事。

给突击车“体检”，首先得是一名合格的“铁甲医生”。有了新目标，数十名技术保障人员构成了赵勇的新“朋友圈”。在车场，技术保障人员忙活的时候，赵勇从来没闲着，钻车底、爬上装、上黄油、拆装履带、打密封胶，忙得不亦乐乎。

不到两个月，分管装备保障的副方队长吴宗飞惊喜地发现，在修保车间作业时，赵勇从一开始的只会仰头递锤子、扳手，俨然变成了有模有样的小修理工。

“阅兵场上，我同样要当一名能打仗的兵。”站在突击车上，眺望远方的天安门，赵勇踌躇满志：“9月3日那天，看我的！”

刘锐：深切感受到阅兵对自己、对家庭的重大意义

那天，广空航空兵某团参谋长刘锐正与战友们一起研究飞行，忽然手机传来一个短信。

打开，一看，刘锐不自觉地红了脸。

是妻子赵艳峰发来的，上面赫然写着“我的英雄”。“什么情况？”他疑惑地回短信。妻子倏地回过来了：“今天，有同事偷偷问我，你是不是参加阅兵了？我说是。她特佩服，其他同事也都围过来，夸你好棒！一下子让我找回第一次见到你的感觉。”

2004年，赵艳峰偶遇身穿飞行服的刘锐，打小就有“英雄情结”的她一下被俊朗的刘锐打动。于是情不知何起，一往而情深。

2008年，两人经过爱情长跑步入婚姻殿堂。但很快，甜蜜的爱情遇到了柴米油盐。部队担负任务多，加上刘锐是飞行尖子，结婚后，每年回家的时间，满打满算不过一个月。

“我原有充足的思想准备，但没想到准备还是不够充足。”接受我们电话采访的赵艳峰说起飞行员丈夫，习惯性地埋怨自己，“但一切都值得”。

她在短信中告诉丈夫：“大家最近常聊阅兵的事，都说长志气。闺密问我你在哪一架。可是你对我也保密，只说飞最难的位置。她们听了‘哇’地大叫，说我该带着孩子去看你飞过天安门！”

“以前你外出执行任务，我一个人照顾家，从闺密那儿得到的是同情，但这次是羡慕！”

看着妻子的短信，刘锐从未感到国家、责任、荣誉是这么的具体、亲切，与己息息相关。

刘锐不知道的是，几乎每个飞行员都同样感受到了阅兵对自己、对家庭、对国家的意义。

飞行员李囿谕的父亲患重病住院，特地让李囿谕的母亲告诉他：“不要挂念我，好好训练，这是你的光荣，也是我们全家的骄傲。”

武器控制员韩国龙的儿子知道他参加阅兵后，要妈妈带着参观湖南衡阳抗战纪念馆，还兴奋地打电话给韩国龙说：“老爸，你真厉害！”

(记者　冯春梅　倪光辉 苏啸、李连军、高毅参与采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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