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文学奖颁布 五位获奖作家中三位来自江南
被称为“史上角逐最激烈”的第九届茅盾文学奖昨日下午尘埃落定,从252部入围作品提名出十部长篇小说,最终格非的《江南三部曲》、王蒙的《这边风景》、李佩甫的《生命册》、金宇澄的《繁花》、苏童的《黄雀记》摘得桂冠。 从1982年首届茅奖颁奖算起,这项长篇小说大奖已经走过了33个年头,是国内现存历史最久的文学奖项。从诞生起,茅盾文学奖一直饱受争议,几乎每次评奖都会被人质疑不公平。自上届茅奖首创实名投票制以来,质疑声不断减少,从上届的毕飞宇、刘震云、莫言到这届的格非、苏童、金宇澄,都被读者公认为一流作家,而茅盾文学奖依旧是中国最权威的文学奖项。 本届五位获奖作家中,江南作家占了三位。新京报采访了三位江南作家,请他们谈属于自己的文学灵感,得到的关键词有这几个:古典小说、传统汉语、江南水土。也许,南方之魅,就藏在古中国深处。 本届茅奖有“三多” 参评数量多 据说中国每年会诞生5000部以上的长篇小说,而四年评选一次的茅盾文学奖在这一届评选出了252部作品,比2011年的第八届多出74部。从今年5月15日参评作品目录正式公布起,评委们需在三个月内看完这252部长篇小说。 力推“新人”多 在总共252篇长篇小说中,不乏贾平凹、王安忆、严歌苓等名家。而不少往届“茅奖”得主有新作参加评选,如贾平凹的《古炉》和《老生》、刘醒龙的《蟠虺》、王安忆的《天香》、刘心武的《飘窗》等,但未能入围提名作品。这些候选作品的落选,或可见茅奖力推“新人”的用心。在提名的十部作品里,你可以看见70后作家徐则臣的身影,而上海“爷叔”金宇澄,更是凭借一部《繁花》横空出世,成为“当红炸子鸡”。 江南作家多 五位获奖作家中,王蒙,河北人;李佩甫,河南人;格非,江苏丹徒人;苏童,江苏苏州人;金宇澄,上海人。五位中,江南作家占了三位。翻看前八届的奖项得主,像本届这样的情况,是第一次。 这当然是个巧合,但人们又说,任何偶然性中总蕴含着必然性,我们无意用地域性为文学、为茅奖进行任何人为区分,但对于这三位江南作家的写作天地,总有好奇心。江南的潮湿水汽,是怎样滋养了他们的文学气质? 第九届茅盾文学奖获奖名单 《江南三部曲》 格非 上海文艺出版社 《这边风景》 王蒙 花城出版社 《生命册》 李佩甫 作家出版社 《繁花》 金宇澄 上海文艺出版社 《黄雀记》 苏童 作家出版社 格非 作家谈 格非 古典小说是我写作的养分 以前我得鲁迅文学奖时就说过,得了奖很好,我花了那么多年写这个“江南三部曲”,能够得到评委一致认可,当然很高兴,这对我今后继续长篇小说的创作是一个很大的鼓舞。 这么多年读小说,读下来还是觉得中国古典小说妙不可当,特别是明清两代的章回体小说如《水浒传》、《金瓶梅》,我是情有独钟的。我的个人创作从古典小说里找到了非常多的养分。中国是一个极有历史感的国家,但当下的人们对历史的淡漠意识正在蔓延,我觉得要了解中国人的心理变迁,读历史非常重要,而章回体小说的来源其实就是史传类作品,比如《左传》,如果你要了解中国近现代文学作品的起源,不去涉及史传类作品是不行的。等我完成了这个长篇,我还是会继续钻研到中国古典小说的世界中去。 金宇澄 金宇澄 《繁花》就是传统汉语小说 《繁花》刚出来的时候我就已经预感到了它的扩散效应。虽然它是一部吴语风貌的小说,但我并不是想推广沪语,所以我会对《繁花》进行语言上的反复改良和沟通,一句上海话,一句普通话,这样铺陈开来。 我的初衷是,把《繁花》写成一部不是上海人也能看的小说,我以前在东北生活了8年,我看多了上海和外地的隔阂与误解,很多是由于语言引起的。在当下写作普遍用普通话进行的境况中,文学的个性在消失。但是对于文学来说,文本个性是尤为重要的东西,这和我做文学编辑有关,每天要看大量的小说,如果我自己写小说也按照大家写长篇的套路进行,没有什么意思。要建立文学的辨识度是艺术创作的基本要义。我自己也会鼓励很多作者,用自己的母语来进行思考和对话,乃至构建文学创作,那样会形成一个鲜明的文学特征。 我从一个文学编辑的角度来说,这部小说是写给作者看的。《繁花》其实是“旧瓶装新酒”,看起来是旧式话本的底子和框架,实际上它的内容是新的。这是和所有的小说都不一样的小说,我就是有这样的信心。 如果说要概括它的辨识度,我会说《繁花》就是一部传统汉语的小说,非常中国化。当下,我们接受了大量西方文学的影响和教育,在西化熏陶下我们的生活语境中,却冒出来了这样一本传统的汉语小说。汉语从“五四”到现在,发生了很多变化,毛尖说我的小说没有“的”这个普通话产生的助词,她原以为我写上海必须要用很多“的”,但最后并没有。这就是本土文字语言的特征。 而我所说的传统,其实是指传统话本,或者说是“话说”,就像旧式苏州说书先生,不论是宋元还是近代的小说都是话说体的,《繁花》就是有这样的底子。 苏童 水土培养作家的文学气质 我写长篇小说是一次朝圣之旅,路途漫长,苦痛相随。你必须到达的目的地,无论是耶路撒冷还是大昭寺,都是终极之地,把这个概念幻化到长篇小说的创作中,终极之地就是那一部你还未完成的完美而抽象的作品,这是我写长篇的意义。写短篇,我享受的是轻盈的过程,这些年我这么喜欢写短篇,但还是停了下来,因为我的“野心”还没有实现,即使《黄雀记》得了茅奖,我的野心还是没有实现,我不认为它是完美的,我还是觉得有一部完美的长篇在招呼我。 我和格非非常熟,我在苏州长大,但我父母的老家和格非的老家之间就隔着一条江,我和格非很近,血缘上几乎就是一个地方的人(笑)。以往茅奖得主确实比较多都是北方作家,但这次茅奖得主里江南作家有三位,我觉得这当然是个巧合,但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其实水土也会培养一个作家的文学气质。 南方的文学气质是一种缓慢的滋养人的过程,江南文化中蔓延性的东西在塑造一个作家的文字气质。《黄雀记》就有一种忧郁的南方气质,讲述了一群“被侮辱的与被损害的”小人物的“罪与罚”,但这样的主题是我在完成这部作品之后,自己概括的,并非是受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启发。 批评家言 偏爱南方作家? 过去茅奖看的都是广阔的历史画卷,现在逐渐深入生活内里,深入人的心性。 过去茅奖确实比较注重宏大历史叙事的作品,乡村中国的雄浑表达,倾向于有这方面优势的北方作家,比如上一届的莫言、刘震云和张炜。但现在中国文学的风貌确实在转变。中国文学其实一向有北方文学和南方文学的鲜明区分,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我就曾讨论过关于当时“先锋小说”里“忧郁的南方情调”,说的就是如格非、苏童这样的江南作家。 茅奖发展到今天,五个获奖作家里有三个江南作家,反映了茅奖评委的审美趣味在变化,变得越来越向艺术本身靠拢,越来越看中那些对语言精致度、对表现日常生活的细腻度都有出色发挥的作品。过去茅奖看的都是广阔的历史画卷,现在逐渐深入生活内里,深入人的心性,对于这样的变化,我是很欣喜的。 比如格非的“江南三部曲”,虽然也写的是中国一百多年的历史,写知识分子寻找精神桃花源的求索,但这个乌托邦其实是个体的乌托邦,是这种理想在个人心中的建立和破碎;《繁花》的叙事格局都是有意个人化的,不再具有历史的空旷场景,它的故事都发生在小阁楼中、小客厅里,人的欲望在流动;苏童《黄雀记》的鲜明特色就是用“捆绑”来表现人与人之间紧张而微妙的关系,这种个体困境的象征,是细腻的南方特色。 这三位江南作家的共通性,在于他们在写作上的细腻、富有语言本身的韵味和关注人物内心的暗流涌动,艺术性无疑很高。相比之下,北方作家就粗犷得多了。 得茅奖就能升官发财? 王蒙都81岁了,他连文化部长都做过,不也是现在才得奖的吗? 据说中国每年可以诞生5000部以上的长篇小说,这252部入围作品只是冰山一角。中国文化有一种特质——都觉得自己能写点什么,能当作家,我们有一个全民写作的现象。虽然最后就那几部作品获奖,但因为我们有一个庞大的写作群体在,所以汉语言文学在今后很长时间内在世界文坛上都是“这边风景独好”的现状。 中国文坛还有一个特点——学而优则仕,远了说,凭一篇文章就能中举人,甚至中状元乃至以后出人头地,近了谈,可能一辈子就出一部作品,一个作家就能扬名一生。但是,针对很多人嘲笑说“得了茅奖就能升官发财”这种说法,我觉得是无稽之谈。这种情况在过去的确存在,但在当下,我认为这并不是一种有说服力的现象。金宇澄退休了,李佩甫退休了,王蒙都81岁了,他连文化部长都做过,不也是现在才得奖的吗?苏童一直都是个自由的作家,至于格非,人家安安静静在大学里教书,就更不会去在意得奖之后是否“升官”了。这些人得了茅奖,只是对他们文学创作上的一个肯定,其实并不会妨碍他们继续成为一个自由作家或者自在的人。 茅奖是“老人奖”? 60%看这是否是一个对文学有贡献的好作家,40%看他是否有优秀作品,二者必须平衡。 至于质疑茅奖是一个“老人奖”,我觉得有失偏颇。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个国内文学的“终身成就奖”,评判标准应该是“四六开”——60%看这是否是一个对文学有贡献的好作家,40%看他是否有优秀作品,二者必须平衡。不能仅凭一部好作品,就让某个新人得奖,新人需要磨炼,如果在三十多岁就拿了茅奖,对他今后的写作生涯本身也是一种压力和困境。 我们说说诺贝尔文学奖是怎么评的——马尔克斯写出《百年孤独》在1963年,获得诺贝尔奖是1982年,其间马尔克斯封笔了17年,诺奖评委会一直在等他写新书。后来写出了《一场事先张扬的谋杀》,就拿了诺奖,你能说这是马尔克斯最好的作品吗?显然不是,所以说诺奖也好,茅奖也好,更看重的是某个作家的终身文学成就,这也就是为何诺奖得主普遍在七八十岁的原因。得奖的莫言,已经相当年轻。 口述:陈晓明(文学批评家,茅奖评委之一) C04-C05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柏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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