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克、冼星海合创抗日歌曲佳话

文/孙焕英

抗日战争时期，大量优秀的抗战歌曲以其独有的方式激励着中华民族英勇抗战。词作家塞克（1906～1988，河北人，本名陈秉钧，曾用名陈凝秋）和曲作家冼星海（1905～1945，广东人，曾用名先力、黄训）终身合作，创作了三十余部、首歌曲，其中抗日歌曲占绝大部分，《救国军歌》《流民三千万》《生产运动大合唱》等代表作，已经成为中国乃至世界歌曲的经典。而二人合作的默契性、终身性和取得的显著成果，也成就了音乐史上的创作佳话。

塞克、冼星海在抗日战争时期表现出了自始至终的抗战自觉。

冼星海写道：“我为什么要写救亡歌曲呢？当时一班顽固的音乐家们常常讥笑我、轻视我，但我是一个有良心的音乐工作者，我第一要写出祖国的危难，把我的歌曲传播给全中国和全人类，提醒他们去反封建、反侵略、反帝国主义，尤其是日本帝国主义。”

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开始，中国人民经历了长达14年的抗日战争，其间，高扬爱国主义、呼吁全民抗战，是塞克、冼星海合创抗日歌曲的最高纲领和底线，也是他们一贯的指导思想。

话剧《流民三千万》，是抗日文艺的开山之作。其主题歌《流民三千万》，这样唱道：“帝国主义的炮口，对准着饥饿的民众……我们衔着最大的仇恨，我们拼着最后的决心，洗清我中华民族的国土！开辟条解放奴隶的道路！”

塞克、冼星海在这里肯定了：抗日战争“最后的决心”即终极目的，是为了“民族”和“国土”。

诞生于1935年的《救国军歌》坚定地明确了团结一致、全民抗战、拒绝内战、反对投降的思想，提出“枪口对外”、“不打自己人”、“维护中华民族”。

《心头恨》（1935年）号召“要活命的一起向前进”；《苦命人》（1935年）怒吼“我们是国破家也亡啊”；《保卫卢沟桥》（1937年）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民族是一个铁的集体”；《赴战曲》（1937年）呼喊“起来吧，被蹂躏的中华民族”；《抗战教育》（1938年）指出“教育的基础，建立在民族解放的路上”；《满洲囚徒进行曲》（1939年）阐明“争取民族生存”、“全是一家人”；《东北之歌》（1939年）警告敌人“我们祖国的土地是圣洁的”；《生产运动大合唱》（1939年）反复强调“自家的过失都可原谅，顶天立地的仇人是东洋”、“你拿刀，我拿枪，牵起手来打东洋”、“大家出力才是全面抗战”、“国力加强，鬼子就胆寒”、“坚持团结，进步抗战”、“在全中国的田园和农场，前前后后四面八方到处是抗日的队伍”、“民族的尊严不可损伤”……

除了歌词内容中高扬的抗战豪情以外，从反映主体来看，二人创作的歌曲几乎涉及了广泛的人民群众，比如《救国军歌》表现的是军人抗战，《农民进行曲》表现的是农民抗战，《陕甘宁边区机器厂厂歌》表现的是工人抗战，《抗战教育》表现的是学生抗战，《三八妇女节歌》表现的是妇女抗战，《谁来跟我玩儿》表现的是儿童抗战，《流民三千万》《满洲囚徒进行曲》甚至聚焦“流民”、“囚徒”的抗战，他们全景式勾画了中华民族全民抗战的面貌。

高涨的爱国热情和出众的艺术才华，使塞克、冼星海合作的抗日歌曲成为时代经典。

《救国军歌》是与《义勇军进行曲》（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齐名的抗日群众歌曲，曾经被无数人传唱，孰不知这首经典的诞生颇具传奇色彩。

1935年的一天，塞克夜不能寐，行走在上海街头。他越走越来劲，走成了军人操练式。伴随着前进步伐，他脱口而出《救国军歌》的歌词。第二天清早，塞克将歌词送给冼星海看。当时，冼星海正进早餐。他接过歌词，一边用餐，一边用筷子有节奏地敲击碗边，早餐完毕，《救国军歌》的谱曲初稿近乎完成。冼星海拿出笔，顺手找到一个空纸烟盒，将谱子记录下来。经过试唱、修改，《救国军歌》像长了翅膀，飞遍全国。

1938年，延安青年集会纪念“一二·九”运动。会后，毛泽东对塞克说，人民大众希望塞克有新作品问世。后来，塞克碰到了冼星海，冼星海又要求塞克写点新的、带劲的歌词。但写什么才是新的？才是带劲的？塞克陷入了思考。

1939年的一天，塞克在延河边散步，参加大生产运动归来的延安各界青年，三五成群，说说笑笑，从他身边经过。塞克突然眼前一亮：中国的希望，不就在这些朝气蓬勃、积极向上的延安青年身上么？延安的大生产运动，不就是新鲜、催人奋进、带劲的歌曲创作题材么？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

一天清晨，塞克把自己关进屋子，动笔创作，至掌灯时分，歌词稿完成。冼星海见到歌词后，喜出望外，便集中时间、精力，不到一个星期，完成谱曲。

《生产运动大合唱》开创了中国歌曲使用“大合唱”的先例。“大合唱”是一种适宜表现宏伟气势和丰富内容的歌唱形式。时值中华民族抗战热情高涨，加上鲁迅艺术学院培养的大批文艺人才，为实现“大合唱”创造了条件。《生产运动大合唱》在延安首演后获得成功。延安文艺界专门为《生产运动大合唱》举办了作品研讨会，同行们对其给予高度评价。受此启发，冼星海又相继谱写出了《黄河大合唱》《九一八大合唱》《牺盟大合唱》等，在中国音乐史上开创了一个大合唱的高潮。

1946年，塞克已经进入东北，一天，他在一张小报上看到了黄训（冼星海的化名）在苏联去世的消息，极为悲痛。夜已入深，塞克无法入睡，感情澎湃，才思奔涌。他拿出纸笔，任由泪水流淌，仅用几十分钟，一气呵成了历史绝唱——《悼念天才作曲家星海同志》：“天上的星光，从来就在人民的头上照耀；大海里的波涛，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呼啸！……”

这首歌词，后由冼星海的学生们谱曲，一度被广泛传唱，以示对冼星海的哀悼、怀念。

冼星海是喝足了洋墨水的艺术家，曾经留学法国巴黎音乐学院高级作曲班，他地道的洋味作品还曾在法国获奖。塞克也是接受过西洋音乐教育的艺术家，曾翻译过一些外国音乐作品。但是，他们开始创作中国抗日歌曲之时，就已经清醒自己是在为中华民族的众生创作。

塞克在其《我写歌词的七个基本原则》（1939年）中明确指出，下列问题是抗日歌曲创作的原则：“我们应该多注意和多学习民间根深蒂固的一些成语（此“成语”指大众语言——笔者注）”、“要通俗，又不能一般化”、“每支歌曲的传播，能为大众所喜欢”。

他的歌词有两点突出表现：一是句式短小精炼，与周代的“诗经-国风”、汉代的“乐府”等历代中国民歌一脉相传；二是话语通俗易懂，几乎全是老百姓的大白话，连幼儿、村妇都能一听就懂。

冼星海则通过多种著作、讲述、教材，强调抗日歌曲的民族性、大众性。他写下了《论中国音乐的民族形式》（1939年）、《民歌研究》（延安鲁艺教材）、《民歌与中国新兴音乐》（1940年）等关于抗日歌曲民族性、大众性的专论专著。他直言：创作抗日歌曲，“我大胆地利用民族形式和中国的作风”。

冼星海谱曲也有两点突出表现：一是他不迷信西洋的七声音阶和大、小调式是世界音乐的唯一，他认为基本的民族五声音阶是中国特色。所以，他创作抒情歌曲和军歌、战歌时，都无一例外地使用民族的音阶、调式；二是彰显旋律，讲求歌性。中华民族音乐的特点和优点是以旋律动人，冼星海发扬光大了这一优秀传统。他为《二月里来》《农村小景》等抒情歌曲谱写的旋律，不仅入耳难忘，就连《救国军歌》《打江山》《抗敌先锋歌》等铿锵有力的齐唱歌曲，也不乏曲调韵味。

对民族性和大众性的共同追求，使塞克的词和冼星海的曲如同珠联璧合，为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注入了能量。这些歌曲已诞生七十余年，至今仍被传唱，它们活在中国乃至世界人民心中，是一笔宝贵的精神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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