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由治污引发的“次生灾害”

山东临沂市长因大气严重污染被环保部约谈后，政府决定对57家污染大户紧急停产整顿。“至少6万多人直接失业，加上失业者家属，停产波及人群至少在15万左右”，一位当地政府工作人员向媒体这样描述停产带来的“次生灾害”（据7月2日澎湃新闻）。

一直以来，咱们说得比较多的，可能都是污染引发的种种问题，而对治污需要面对的经济成本、社会成本谈得不多。我觉得，现在山东临沂出现的问题，或许正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的样本，因为未来在推行环境治理过程中，不少地区尤其是像临沂这样原本依赖重污染产业的地区，可能都会面临类似的现象。

从报道内容看，所谓“次生灾害”，其实就是关停重污染产业后引发的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被关停企业经营困难、失业人口骤增、犯罪率上升……总而言之，治污需要应对来自市场和社会巨大的“成本”压力。这种压力，甚至影响到政府部门自己。据当地银监部门统计，全市3000亿贷款中，共有1000多亿资金与停产企业互有关联，出现违约，整个城市数年内很难获得新增贷款。而一些街道因受关停企业影响，财政收入下降60%，正常开支都难以维系。

如何看待这些由治污带来的经济、社会成本？

首先，目前这样充满阵痛的治污“代价”，相比继续发展重污染产业，积重难返，最后导致资源匮竭、环境崩溃的后果，哪一种情况需要支付的成本和代价更大？答案显然不言自明。也就是说，治污“代价”无可避免，为长期粗放式发展买单，只是时间早晚问题。问题或许只在于：是主动抉择，承受“阵痛”；还是放任不管，等大自然“出手报复”。回顾历史，在不计环境成本的工业化过程中，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1952年12月5日的“伦敦烟雾事故”，曾在短短5天内就使4300人因此失去生命，而毒雾后两个月内，又有8000多人非正常死亡。1962年12月，德国鲁尔工业区遭遇雾霾危机，空气二氧化硫浓度高达每立方米5000微克。由此引发当地居民突发呼吸道疾病、心脏疾病，当月死亡人数同比猛增156人。

其次，由治污引发的种种“次生灾害”，当然也无需回避。联系发达国家的治污历史，我们不难发现，他们甚至曾经面临过比咱们现在更严重的问题。1952年的“烟雾事故”后，伦敦曾采取“3年之内瓦斯全部取代煤成为居家燃料”、“城区工业关停、搬迁”等一系列治污措施。当然，由此也直接导致了市区内经济不振，失业率居高不下，居民生活成本高涨。与之类似，上世纪70年代，德国鲁尔工业区由环境治理倒逼产业转型的过程中，随着当地传统主导产业江河日下，也曾导致大量人口外流、社会负债增加，留下的是一度高达40%的失业率和大片空置的厂房。

关于治污的“成本”问题，2013年1月，曾任伦敦市长的约翰·罗思义在中国访问时，曾接受过国内媒体一次专访。其中有两点给我印象很深：一是，他认为，“自由市场并不能解决污染问题。污染在经济学中被视作外部因素，说明单个公司是不可能为解决污染问题而付出代价的，因此公司本身没有动力主动去做。只有严厉的制度才能减少污染。”二是，在他看来，“停污治理”与“转型重建”同样重要，而想要实现后者，不只需要咱们担负治污导致的“损失”，还需要另外巨额投资。这样的治污“总成本”，往往不是某个地方政府能够承受的。

可以说，治污代价必须“支付”，转型当然也可能相当痛苦，但唯有如此，才有可能真正脱胎换骨。比如，据媒体报道，鲁尔区煤炭业衰落之后，一方面，当地废弃的大厂房、大机器等设施并没有被撤掉，而是保持原样。旧厂房甚至有为儿童专门玩耍而设置的滑道管，厂房附近绿树成荫，铺青叠翠，由此改造的公园对市民免费开放。一些闲置的大厂房经常出租给电影制片厂来作为拍摄基地，现在几乎每天都有摄制组在此拍摄，则又进一步提升了该地区的文化价值和知名度。位于埃森名为“关税联盟”的煤矿工厂如今已成为鲁尔区“工业文化旅游”的重要一站。这个建于上世纪20年代，曾被誉为“世界上最现代、最漂亮的矿厂”于2001年被联合国列为文化遗产。另一方面，借助第三次工业革命向信息化的转变，鲁尔区当地政府在被遗弃的工业区旁兴建科技园，然后以低廉的租金吸引年轻创业者，这样既吸引了人才，也满足了年轻人甚至是想创业的大学毕业生投身于事业中。

最后，我觉得很有必要再说一点的是，既然治污可能需要付出经济放缓和部分公众短期利益的代价，那么，想要在治污和发展间找到一个平衡点，将治污的成本降到最低，必然需要兼顾多方诉求。从实际效果和政策的延续性来说，相比山东临沂这样暴风骤雨式的行政命令，法治或许才是治污的根本之道。当年“雾都”伦敦不也是经历了十余年，通过《空气清洁法案》、《污染控制法案》等一系列法案推动，才最终“脱帽”的嘛！

关键词：治污，次生灾害，代价，成本，阵痛，损失，总成本，雾都，空气清洁法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