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协同发展 树立创新思维 提升区域竞争力

　　5月18日上午，有300余名官员、学者和企业家参加的京津冀产业创新协同发展高端会议在廊坊国际饭店举行，作为今年廊坊5·18国际经贸洽谈会两大高端论坛之一，在《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即将出台之际，与会者讨论的主题锁定在如何通过创新真正落实产业协同发展上。

　　“过去京津冀就像一个双黄蛋，我们希望炒成一个鸡蛋饼；但现在，我们要加上面粉，做成一个大蛋糕。”会上有人形象地比喻说，“面粉”就是创新思维。

　　与会者认为，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京津冀区域已成为参与国际竞争的基本单元，三地必须在如何突破体制机制制约、如何使市场与行政手段“共舞”、如何利用“互联网+”思维等三个方面大胆创新，共同提升区域竞争力。

　　树立“一家人”思维，创新体制机制政策

　　5月18日一早，雨过天晴的廊坊万里无云，空气质量为良。

　　“今年以来，好天气越来越多了。”参加京津冀产业创新协同发展高端会议的京津冀三地官员一见面都这样说。

　　话语的背后有乐观，更有压力。业内人士透露，《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将于近期向社会公布，届时，京津冀协同发展将进入全面实施新阶段。众所周知，大气污染治理便是其中亟待啃掉的“硬骨头”。

　　“其实，京津冀协同发展所需要的体制机制创新也是一根‘硬骨头’，是国家顶层设计必须要解决的问题。”北京大学中国区域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杨开忠认为，从一定意义上讲，产业创新就是体制机制乃至政策的创新，协同发展就是体制机制的趋同发展。

　　这一观点也得到我省与会者的认同。一名业内人士坦言：“要实现北京是创新中心，天津、河北是孵化和产业化基地的要求，就必须消除京津冀三地之间的政策差异，使中关村的政策、滨海新区的政策、天津自贸区的政策也延伸到河北来，使到河北的国内外投资者能够享受到与京津一样的政策待遇。要实现首都非核心功能疏解，一些产业向河北转移，就需要消除京津冀三地公共服务的差距，实现教育、医疗、社保等公共服务均等化，让到河北来的企业也能享受到与京津一样的公共服务。要实现河北部分地区建成京津的生态涵养区的目标，就要消除生态涵养区与北京、天津生活水平的巨大差距，帮助这些地区把生态产业和新兴产业发展起来，使这些地区的人民也同步地进入全面小康。”

　　业内人士认为，消除这些差别，需要在体制机制政策上进行一系列的创新。

　　杨开忠认为，京津冀地区多年来难以协同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条块分割。

　　专家认为，由于合作各方诉求不同，如北京希望在生态环境与资源方面与我省合作，而我省则希望从经济建设等角度与京津开展合作，就“更需要三地尽快打破原有的‘一亩三分地’思维定式，树立‘一家人’的理念。比如北京的优势就是三地的共同优势，区域内要实现共享。”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城市学院副教授叶堂林认为，这亟须顶层设计来引导和约束。

　　对此，与会的北京市副市长林克庆回应说：“将共同争取国家政策支持，努力在税收政策、企业资质互认、异地办医办学等方面实现有利于要素流动的体制机制创新。同时着力推动区域内金融市场的合作，包括加快金融业务同城化的步伐，探索建立统一的要素市场体系等，支持企业跨区域合作。”

　　“天津自贸区就是北京和河北的自贸区。”天津市副市长何树山在发言中表示，天津正面临着京津冀协同发展、自由贸易实验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滨海新区开发开放和“一带一路”五大战略叠加的难得机遇，为更好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杨开忠还建议，一方面，我国应加快设立京津冀协同发展基金，为重大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保障；另一方面要编制京津冀协同发展法，维护政策的延续性。

　　“我省已形成共识，北京、天津的技术、人才、资金就是河北的。”我省业内人士分析，京津冀协同发展进入新阶段将极大考验我省借势的能力，我省各地必须放开眼光，以资源整合的视角看问题。

　　提高行政效率，让市场与政府“共舞”

　　“中国经济就像一个运动员，在肌肉和智慧都已发挥到极限的情况下，如果还想取得更好的成绩，不能去盲目拼命，不能去吃兴奋剂，而是应该回到训练场，进行合理的调整。”在这次高端会议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用这样的比喻论证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紧迫性，这对京津冀协同发展也颇具针对性。

　　他认为，京津冀协同发展需要更加科学的资源配置、更加合理的结构调整，这就要求京津冀地区掌握市场与政府“两只手”的配合技巧。

　　业内人士坦言，多年来，虽然京津冀产业合作早已起步，但问题较多的根源就在于市场决定性作用没有充分发挥，政府的调控手段也没有做到精准、科学。

　　分析人士认为，在市场自发调节过程中，一方面，虽然北京优势经济要素不断向外流动，但我省各城市没有形成具有较强竞争力的产业集群；另一方面，京津冀区域各地产业发展差距很大，产业联系不强，区域产业协作较弱，并没有形成完整的产业链系统。

　　“比如，北京IT制造产业更多是到东莞、昆山等地配套，联想集团的制造基地在广东惠州，北大方正100万台电脑生产线及数码产业基地设在东莞，清华同方的生产基地则设在苏州。又如总部设在北京、生产基地在天津的摩托罗拉电子有限公司，除了在河北有一家企业为其生产液晶显示屏外，绝大部分零配件产品来自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地区。”分析人士介绍，目前跨国公司竞争已经从单纯的技术竞争转为产业链竞争，没有产业链支持的地区，对跨国公司地区的选择和制造基地的选择都会产生不利影响。

　　对此，有专家指出，根据经验和现实发展，京津冀区域，特别是河北地区应找准产业转移的切入点，在打造产业聚集效应、建立产业链系统上下功夫，这需要政府认清重点，通过创新性手段对资源配置进行科学调节。

　　其实，作为政府强力推动下的区域发展战略，京津冀协同发展对于政府的先导角色的要求格外高。

　　针对北京的产业体系弊端，林克庆坦言，北京已经意识到要放弃大而全的经济体系，突出高端化、服务化、集聚化、融合化、低碳化，加快构建高精尖的经济结构。

　　资料显示，就在十年前，当北京第三产业比重超过70%的时候，有学者担心，北京将出现产业空心化的危机，于是，北京开始重视全经济体系的构建。而现在来看，这种担心无疑是多余的。

　　对于企业来讲，生产力要素的快速流动是布局京津冀地区的前提条件之一。

　　“企业需要生产力要素快速、低成本的自由转移，也就是说，生产力要素的组合和转移问题对于京津冀协同发展至关重要。”京东集团副总裁黄东升认为，资源空间配置结构直接影响经济运行效率和区域发展公平。应进一步打破阻碍要素流动的行政性壁垒，形成有利于提高资源要素配置和利用效率的生产力新布局。

　　他介绍，京东在京津冀区域的销售额已接近600亿元，占总销售额的1/4，未来还计划把更多的仓储、物流项目布局在河北。

　　据了解，即将公布的《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提出，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一个着力点就是一体化。其中，要素市场一体化是重要组成部分。

　　而从事企业管理软件研发行业的SAP公司中国区联席总经理、全球副总裁郝旭东建议，京津冀地区应进一步提升政府效能。

　　“SAP的总部在北京，在河北、天津有很好的客户群，与珠三角、长三角比起来，京津冀区域如果能在政府效能、人才吸引、环境改善方面再做一些改进的话，会对跨国公司有更大吸引力。”郝旭东说。

　　树立互联网思维，以“互联网+”推动协同发展

　　当“互联网+”遇上“京津冀协同发展”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

　　在这次高端会议上，对该问题的讨论成为精彩的压轴环节，来自京津冀三地政府、企业的8位人士在会场激起一场“头脑风暴”。

　　“原来一个创意发明只在北京地区配置资源，现在可以在更大范围内进行配置了。”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赵弘认为，“互联网+”时代下，空间距离不再具有高成本，京津冀可以联合设立互联网创新联盟，通过互联网技术对主要集中在河北的建材、钢铁等传统产业进行技术升级和市场模式的创新。

　　在杨开忠看来，解决京津冀所面临的一系列难题，“互联网+”可以发挥引擎和平台的作用。

　　“第一，由于河北就业机会较少，公共服务较北京落后，大批河北人涌入北京。‘互联网+’可以将北京优质的公共服务延伸到河北，比如‘互联网+医疗’、‘互联网+教育’等。第二，‘互联网+’能使京津冀的创新体系得到拓展和提升，北京很多创新型企业想建设孵化器、科技园，但苦于受到北京土地限制，纷纷向天津、河北拓展。适应这一需求，三地可以在互联网上创造一些虚拟的、专业化的园区和孵化器解决这一问题。”杨开忠认为，“互联网+”可以规避京津冀条块分割的现状，将该区域的优势和潜力有效整合起来。

　　顺着杨开忠的思路，东软熙康健康科技有限公司总裁蔡鸿宇有更成熟的想法。

　　“我们围绕京津冀协同发展，正在打造京津冀医疗医联体。”蔡鸿宇解释，京津冀医疗医联体就是把北京优质医疗资源整合起来，通过在线交流的方式，指导京津冀基层医院特别是山区医院医生开展科学诊疗。

　　其实，对于“互联网+京津冀协同发展”，不少企业已先期“试水”。

　　作为天津本土企业，焦银旺所在的天士力控股集团于两年前在河北安国市投资建设数字中药都项目，其中一个子项目将借助数据库的建设实现中药来源可知、去向可查、质量可控。该项目的技术支撑来自位于北京的中国中医科学研究院。

　　“以京津冀三地的力量共同打造这一填补国内空白的项目。”身为该集团总裁助理的焦银旺认为，这一合作模式可以复制到其他行业。

　　也有人坦言，京津冀协同发展需要三地均保持对于前沿科技的灵敏嗅觉，而“互联网+”代表着产业新势力，对“互联网+”的认识水平决定着三地能否携手“跑”得更快。

　　“对于河北和天津这样在互联网第一拨竞争中没有抢占优势的地区，要深刻反思了！”易宝支付首席执行官唐彬直言,“看不到前面的东西，跟在后面跑是没有用的。在‘互联网+’领域，京津冀不能靠北京，一定要立足自己。”

　　唐彬认为，不要单纯把互联网作为工具，互联网是超越工具的一种生产力，政府官员一定要率先在思想方面增强认识。

　　有专家认为，目前，我国专车、在线医疗领域的种种问题恰恰揭示出一些政府部门对“互联网+”认识还不够充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