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创业，离不离岗无所谓

三年内保留人事关系；同等享有参加职称评聘、岗位等级晋升、社会保险等方面的权利……近日,国务院出台《关于进一步做好新形势下就业创业工作的意见》，支持体制内科研人员离岗创业，被视作停薪留职的“2.0版”。这项明显优于以往的积极政策，能否推动如今体制内人员“下海”的脚步？

停薪留职的“1.0时代”

没有专门的知识和胆识

脱离组织很无助

53岁的刘平1981年高中毕业后进入机关工作。在他的记忆中，彼时社会上“个体户”非常少，而且颇为人们所轻视。“好像找不到正经工作，实在没办法了才会做买卖。人们能进国营单位就觉得高兴，很少考虑钱的问题。”

可“骄傲”了没几年，刘平便感受到市场经济的冲击。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做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说法广为流传。当时他每月工资六七十元，不及卖早点的三分之一，加之机关臃肿，单位发通知鼓励员工经商，刘平也动了“下海”的念头。

“停薪留职”这一极富时代特色的表述，走进了人们的生活。1983年，劳动人事部国家经济委员会曾出台《关于企业职工要求“停薪留职”问题的通知》，规定停薪留职时间一般不超过两年，其间不升级，不享受各种津贴、补贴和劳保福利待遇。

1988年，刘平通过同事朋友的父亲辗转联系到沈阳一个自称“有渠道倒石油”的人。原本也想办理停薪留职的他为了不影响可能的升迁，先请了一个星期假去考察。接触下来刘平产生了怀疑，“他要我先付一万元，而且我总想不通，有渠道的话为什么不让自己的亲戚朋友赚钱呢？”

回家的火车上，刘平决定还是不冒险了。“不是所有人都能做生意的，没有专门的知识和胆识，赚不了钱。”他笑称自己想通后立刻深感孤独——“我觉得脱离了组织，非常无助。”后来七八年间，刘平单位陆续办理停薪留职的员工占到约五分之一，这些人多数还是回来了，“毕竟做成功的比较少，回来的人耽误了时间，在仕途上发展得也不太好。”

九十年代中期，身为省直机关下属科学器材有限公司工程师的焦建滨，由于一个项目，与生产轻印刷设备的工厂有了深入接触，并发展出良好的业务关系。对方提出跟国企打交道有点麻烦，希望他出来单干，为自己提供销售技术服务。

彼时30出头的焦建滨担任部门副经理，50岁左右的“正手”忌惮他，常极力压制。焦建滨深受困扰，干脆把心一横，办了停薪留职。创业后顺风顺水，员工也发展到20多位。“还是要看个人选择，说是保留公职，但失去的东西会很多。本来能提高级工程师，也就没了，相关待遇跟不上，以后回去也没什么意思。但如果觉得自己行，有机会，应该创造更好的价值。”

新创业时代：没离岗也把“业”创了

三十多年后，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背景下，政府又一次对体制内人员抛出创业的“绣球”。尤其有工作经验的科研工作者，更被视作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力量。市场经济发展至今，科研人员的工作状态和心境又是如何？

产学研结合不必非得离岗，“兼职”是常态

33岁的北京985高校教师小胡，从事的电子通信领域是创业热门方向。“比如网站外包服务、无人机航拍、手机软件等等。说实话我也有这个机会，但斟酌了一下还是觉得应该谨慎。”

除了日常教学，小胡还在校办企业负责与公司合作的项目，这部分收入可以达到月薪的三四倍。事实上，这也是他身边不少同领域教师的惯常工作模式。“很多教师都入股校办企业了，一半身份是教师，另一半身份就是公司经营者。这个政策我理解，鼓励产学研相结合。可采用的方式很多，比如跟企业联合申请课题、技术转让等等，不必非得离岗啊。”

与小胡类似，据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教授田宝江观察，“兼职”是同事们普遍的工作状态。“或者做项目，或者本来就有自己的公司。有人说一边当老师一边做老总，是不是不务正业？我觉得将社会工作和本职工作相结合，时间方面协调好是没有问题的。有自己的公司，还可以给学生提供实习的平台。”

在田宝江看来，创业不用非得跟学校“断绝关系”，自己甩开膀子到外面大干一场，更现实且具性价比的方向是直接依托学校，将科学研究转化为收益。“就像硅谷，斯坦福大学有很多实验室是对社会开放的，找他们做个调查研究，也一样要收费。”

决定离岗创业，就“退”不回来了

具体到条款本身，既然《意见》中有“经原单位同意”字样，小胡认为自己的学校未必允许老师离岗创业。“以前大班上课二三百人，现在教学改革，狠抓教学质量，小班授课也就五六十人。我们方向教育资源一直比较紧张，授课任务只会加重，不可能减轻的。”

此外，被视作特殊优待的“三年”、“同等参加职称评聘晋升”等表述在老师们看来吸引力也很是有限。真正想创业的人，不会在乎那点死工资，所谓的“退路”在现实中也远非真正的退路。“官员多少岁之前要达到什么职位，否则仕途就到头了，我们也是一样的。三年时间对教师，尤其中青年教师而言很重要。一步赶不上，后面都不行。”

小胡举例，35岁是道“坎”，评上副教授后面发展才会比较顺利。“现在都讲学者年轻化，教师水平越来越高，副教授的标准要是放以前，都能评教授了。”他介绍，有个含金量很高的国家级课题基金，其中相对竞争不算特别激烈的是青年基金方向，35岁以下的人才能申请。如果这个评不上，往后其他方向竞争会更激烈，基本就“没戏”了。“所以创业的决定是一次性的，我们并不会把这些优惠条件看作‘退路’。”

田宝江认为，从企业成长看，三年其实蛮短，而对高校工作者来说又比较长。“虽然到时候可以回来，但这三年里人家的论文、科研成果发了多少，一样评职称，但你的东西呢？这是要计算成本的。”而想创业的人一开始如果能够兼顾，没有必要离岗。干到一定阶段，越来越大越来越好，没准儿就直接辞职了。“所以具体是两年三年还是五年，并不会对到底是否要创业起到实质影响。只能说从这条政策里，看出国家鼓励创业这么一种方向和态度。”

相比经营企业，

科研才是我们的优势

31岁的周岩任教于国内知名985高校，对搞理论研究的他而言，比之“管理”，科研成果才是优势。“我和同事都不知道怎么经营企业，希望能有渠道把我们的研究成果应用起来，而不是我们去开个公司做这些事。”

细则没出，周岩感觉离落实还远，他更困惑于政策导向的目标。“如果只是鼓励更多的人去创业，那跟科研关系不大。我们领域里也有人离职创业，但这个创业未必需要科研。如果是希望推动产学研结合，那科研人员没必要出去，更迫切的是把科研体制内部的各种政策先理顺了，改善一下评价体系。”

在周岩看来，目前产学研转化存在障碍，一部分原因就在于评价体系。比如在学校里，主要由学校来做评价——看文章、影响因子、专利、科研经费。对一线科研人员来说，最重要的还是发文章，只要能发到一个好杂志就可以了。“尤其是我们做基础研究的，发了文章了事，至于后面这些成果能不能商用，怎么商用，我就不管了，也不关心。至于学校是不是允许你把这个成果转化出去，也不清楚。”

而比发文章更容易的是搞专利，“学校里的专利只要你去专利局申请，别人没说过的就可以，反正也不用实验出来。”周岩甚至听说有另一个学校的老师，专门帮人写专利，一年能写几十个。“在目前的评价体系下，如果不加以改善，我做得多了，比如努力去做科研成果的转化，对自己没有任何好处，甚至还可能会影响学校对我的评价。”

注：影响因子（Impact Factor，IF），是一个国际上通行的期刊评价指标。即某期刊前两年发表的论文在该报告年份中被引用总次数除以该期刊在这两年内发表的论文总数。

（文中刘平与周岩二人为化名）

主笔：魏婧 张棻 插图：宋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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