辞职信走红暴露人们对“工作霸权”的普遍不满

文 | 曾炜

我记得苏珊 桑塔格讲过一个现象：相机和摄影普及之后，几乎每一个去旅游的人都喜欢拿着相机不停地拍来拍去，而且人们似乎并不是为了学摄影，也不是为了留影纪念，就是漫无目的地玩弄手里的相机。她对这个现象做出解释，说旅游是现代匆忙社会里面的奢侈品，它是“工作之外”的东西，是忙里偷闲的事情，即使是去旅游休闲，最终的目的也是为了更好地工作。所以，人们在旅游的时候，往往会带着一定的“罪恶感”。而不停玩弄手里的相机能产生一定的心理安慰作用，让人产生“我正在忙”的幻觉，缓解没在工作时的焦虑。

桑塔格的观察让我想起现在的手机。我每次下班挤公交地铁的时候，看到的就是类似的现象。明明已经下班了，在一天疲惫的工作之后，无论是眼睛、双手还是大脑，最需要的就是休息、放空，可还是有那么多人不停地按着手机、漫无目的地滑动屏幕。此时，人们的手指滑动屏幕的速度是很快的，注意力是分散的，甚至自己都不知道在看什么。低着头谁也不看谁，一方面是为了避开陌生人尴尬的目光，以免别人窥见自己的无聊，因为无聊在现代社会是一种羞耻；另外一方面就是为了缓解不在工作时的罪恶感，让自己产生有事在忙的幻觉。

匆忙工作已经融入了现代人的血液，占据了我们的身心，也占据了我们的灵魂。它让我们焦虑，也让我们快乐。它虐了我们千遍，但我们还是依然爱它如初恋。它像一个极权暴君，我们厌恶它恐惧它，但同时又像是患上了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摆脱不了它，哪怕一刻也不行，哪怕是晚上做梦也会想起它。干了一辈子农活的农民，老了之后被子女好心接来城市享清福，突然闲下来啥也不干，所体验到的焦虑比干农活本身还难受；干了一辈子的革命工作，突然有天被宣布退休了，也一样会有退休综合征。

如果我说这是一个工作的世纪，我想没有人会反对的。现代社会最核心的意识形态，其实不是别的，就是我们必须工作、必须匆忙。可以这样说，无论男女，都把工作狂视为一种荣誉。现代技术的革命把人们从手工劳动中“解放”出来之后，劳动者自己却没有解放，而是扎扎实实地成为了“工作奴隶”。贵族时代的休闲，是一种可供炫耀的资本，现在是堕落暮气的象征。费正清先生研究中国历史，曾经很好奇中国人过去念书考科举、努力勤奋地工作，其中很重要的动机，就是为了将来获得清闲的自由。可现在呢？哪怕是首富，哪怕是社会阶层最顶层的人，也依然需要通过工作的匆忙获得满足感。

最近，一封带着情怀的辞职信风靡网络：“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不过这辞职信，显然已经被人玩坏了。媒体不遗余力打破人们的幻想，证实那名写辞职信的顾老师，连她所在的城市都还没走出去呢，更别说世界了。而段子手也没有放过任何消解情怀的机会。最终，辞职信被接上了哀怨的下联：“钱包那么小，谁也走不了”，横批：“好好工作”。这封短短的辞职信，之所以风靡网络，我觉得并不是因为所谓的小资情怀，而是因为它对工作的暴政提出了抗议，表达了一种非主流的人生哲学。而这事最好玩的地方，也不在于这封信本身，而是人们对这封信所表达的人生哲学的抗拒和不信任，是人们不敢想象不工作的状态，更别说实践它。

可问题是，工作真有那么好吗？以至于连想象一下不工作，都会被段子手嘲笑个没完。其实并无必要回答这个问题，只要你愿意搜索“工作”两个字，便会发现有无数的书籍和文章会告诉你如何组织工作、怎么工作、勤奋工作、安于工作、乐于工作。工作即生活，生活即工作。现代社会，清教徒式的工作伦理便像石头一样压在每一个人的心头。据说工作还能让人忘记生死。这是现代鸡汤哲人唱起的工作颂歌：“倘若还有等待完成的工作，人便很难惦记着死亡。”

我当然不是鼓励所有人都放弃工作，否则吃啥、穿啥，还臭美啥？只是我觉得，我们这个时代需要一种敢于挑战“工作霸权”的精神，一种敢于不工作的生活哲学，至少它能让这个时代更为丰富和多元。我知道，很多人一定会嘲笑我这不思进取的“猥琐”人生观。但是，在工作成为暴君的时代，这样的视角确实能帮助我们重新审视当下的生活。

前段时间，有个30岁的小伙子加班猝死，他的父母准备状告老板违反劳动法。看到这样的新闻真的难受。其实这些年来，类似的悲剧发生得还少吗？很多年轻的生命，就这样被工作所吞噬。无论如何，工作本身不就是为了更好地生活吗？有什么比生命还重要呢？有什么比自己的父母还重要呢？我知道被要求加班，肯定有各种迫不得已，肯定需要整个社会制度的完善，需要我们遵守法律。但扪心自问，我们自己是否有勇气打破这个时代的流俗，做一回自己，做一回别人眼里不思进取的“失败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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