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祖宗不能丢——兼谈所谓信仰危机及理想、信念

　　编者按：习近平提出“人民有信仰，民族有希望，国家有力量。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物质财富要极大丰富，精神财富也要极大丰富”。对信仰的曲解和放弃，是最大的危机。我们既然惊醒了，信仰的热情就会重新唤起

　　邓小平同志说：“老祖宗不能丢啊！”(《总结经验，使用人才》，《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69页)老祖宗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就是对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基本信念。一个时期以来，我们对共产主义的宣传是削弱了。小平同志这句话是指示，也是批评。一个科学的原理是要不断宣传灌输的，是要天天讲、月月讲，这样才能保证这门科学在一个坚实的基础上稳固有序地发展。在自然科学，就是不断地坚定其研究方向，比如不断重申“能量守恒”原理，杜绝后人去干永动机这种蠢事。在社会科学，就是不断坚定人们的理想、信念、信仰。这几年社会上出现的所谓信仰危机，就是对马克思主义原理宣传不足，许多糊涂认识未能及时扫清之故。现在，需要对革命原理重新认识，对所谓信仰危机认真分析，以便重新焕发我们对理想和信仰的热情。

　　原理就像灯塔照射出的一条航线，而遥远的航行过程却绝不可能和灯光一样笔直明亮。科学原理讲的是最基本的东西，它突出一个“大”字，要管很长的时间，管很大的范围。它所揭示的是一个很长的过程，它所指导的是一个空前大的实践，因此它要接受空前大的考验，接受前所未有的挑战。这场大实践中所涌现的是空前的曲折跌宕、激动人心、惊心动魄、波澜壮阔的局面。所遇到的挫折和危机自然也就要多些。无论社会科学还是自然科学，在发展过程中许多小的结论被实践轻易否定，并不奇怪，就像风吹枯草一样，人们也不会怎么注意。而这些基本原理，像一棵参天大树，它经受考验在风雨中的挺身舞动会给人极深刻的印象。

　　一个革命原理本身含有两个过程，一是原理所指导的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会遇到困难和危机这好理解。如中国革命所经历过的苏区反“围剿”失败、长征之苦、抗日战争的艰难相持、新中国成立后“大跃进”的失败、“文化大革命”的大倒退等等，这都是行动过程中的危机。同时，在实践过程中原理本身也在接受考验，这是一个思想历程、思想过程。思想指导下的实践产生了危机，当然这危机也考验着思想、考验着原理。实践在克服危机中前进，原理也在克服危机中前进。这是正常的，不必大惊小怪。从来没有哪一个基本原理不经受危机考验就能被承认而永垂史册。

　　以自然科学为例，哥白尼1543年提出的日心说，是一条天文学的最基本原理。恩格斯称他从此把科学从神学中解放出来。在他之前，人们信奉地心说，认为太阳绕着地球转。他倒了过来，认为是地球等众星围着太阳作圆周运动。但是后来出现了危机，天文测量越多，越发现众星并不合哥白尼的说法。科学界为此事很头痛，这有点像我们今天对马恩共产主义学说的怀疑。这个危机直到1609年开普勒发现星球是在作椭圆运动(开普勒第一定律)，才得到正确解释，危机得到了克服(就像国际共运中终于出现了邓小平理论，出现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但是这并没有推翻地球绕着太阳转的日心说原理。此后又有伽利略、牛顿、爱因斯坦的不断发现和补充，哥白尼的原理更加光彩夺目，并且永远是天文学的基础。

　　马克思提出共产主义原理到现在才151年。他指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终将灭亡，人类经过社会主义进入共产主义一定会实现。151年来的历史正是照着他勾勒的轮廓前进。这期间，首先是夺权不易，巩固政权又更难。特别是怎么处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成了成败的关键。我们承认这中间是遇到了危机，最大的危机是建立人民政权达69年之久的苏联垮于一旦。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也遇到了危机，实行了达26年之久的人民公社垮了，僵化的计划经济被代之以市场经济。但是，这些改变和调整就像哥白尼学说中椭圆对圆周运动的调整，在历史长河中，这些短时的危机并不能得出共产主义不灵和必须改变信仰的结论。理由如下：

　　第一，我们要区分是实践中的危机还是原理本身的危机。马克思指出了共产主义的理想，并大概地指出了夺取政权，通过发展生产力，到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途径，并没有具体规定出什么是苏联模式、欧洲模式或亚洲模式。以后的事全靠后人在实践中摸索。苏联的垮台和我们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错误只是这种实践摸索中的一两次小失误。这些失误并不是原理错误所致。本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就是一场实验。

　　第二，我们要区分是后人的错误还是马克思的错误。不应该把后人的错误记在老祖宗的账上。比如“文化大革命”，是林彪、“四人帮”倒行逆施制造的一场人祸，人为的危机，这当然不能记到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账上。小平同志说：“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十年捣乱，思想战线上长期间充满了胡言乱语，以至人们对于从事政治教育工作的许多干部和教师失掉了信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80页)

　　一个主义所指导的实践150多年间有这样那样失误是很正常的事。我们看科学史上，为证明一个原理而失败的试验比成功不知要多出多少倍。“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是在1847年正式确立的，连后来的相对论、量子力学也得遵循它。它和《共产党宣言》的发表只差一年，论文作者正好是马克思的老乡德国物理学家赫尔姆霍茨。我们只要对比一下150多年来在这条原理的指导下，人们进行科学实验，包括原子能研究的实验、飞机汽车的制造等许多大的技术革命，曾经历了多少失败，就知道一条原理要经过多少次的考验才能确立。

　　新中国成立后很长时间实行计划经济，在这种体制下，经济发展受到制约，现在实行了市场经济，经济发展迅速增长。回想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我们体制僵化，经济发展和人们的思想受到的种种制约，真是如梦初醒。但是不能说我们长期执行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原理的危机。不能把某种方法的失误轻易地算在老祖宗的账上，因为它不是原理本身，正如我们也不能轻易把某种方法的成功记在老祖宗账上，像“文革”期间，动不动就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因为这个“胜利”也不是原理本身。

　　原理之所以成立，是因为它的基础性和崇高性。它只揭示最基本的东西，只给出一个最远的崇高的目标，高山仰止。原理只决定理想和信念。在这个实践过程中所用方法的成败好坏那是后人的事。我们不能因一法之失就动摇信念，也不能因一法之得就高呼胜利，轻信理想已经实现。这都是左派幼稚病，从一个极端跑到另一个极端。细想，现在一般群众中于理想信念的削弱，除宣传教育的原因外，很大的一部分因素是我们过去把原理、理想和信念简单化、庸俗化。我们曾经提出过“一天等于20年”，“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甚至1958年搞大食堂，认为吃饭不要钱就是共产主义。是我们自己这样曾将理想、信念泡沫化，泡沫的消失当然就给我们自己带来了一次所谓理想、信念的危机。

　　原理是揭示科学规律的。它只讲最基本的、绝不可少的东西，而避免有过多的枝节。正如一棵树，主根主干是万不可少的，至于某枝某叶，长短大小，可以千差万别，决不能以枝叶而定根干。教条主义者不懂得这一点，王明“左”倾路线就一定要中国走城市起义的路，所以碰得头破血流。反过来，我们也不能要求所有国家的革命都走农村包围城市的路。正如新中国成立初期成功地使用了计划经济但不能几十年下来都是计划经济。此一地彼一地，此一时彼一时。此胜彼败或此败彼胜，都是原理的实践，实践允许有失败，但原理不败，反而在吸取教训中更加发展。因为马克思给出的是共产主义目标，和生产力要与生产关系相适应这些最基本的东西，不管对也好，错也好，都是在它的原理中运行。正如星球运动，无论是圆周说还是椭圆说，都不能改变哥白尼的日心说。老祖宗没有错，错的是我们自己。

　　我们多少年来，一是简单地树立起许多模式，然后强加给老祖宗，将方法当原理，以为这就是理想、信念，这就是共产主义；二是大大削弱了对原理的宣传。甚至连共产主义的口号也不再提。从我们自身反省，原理并没有丝毫的改变。倒是我们对原理的曲解和放弃值得警醒，这是最大的危机。

　　但是，我们既然惊醒了，信仰的热情就会重新唤起。

　　一个思想或一个结论之所以被称为原理，是因为它走出了一条最基本的起跑线，又给出了最远大的目标，指示出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它给事物及思想的发展都预留出了最大的空间。原理是一个开放系统，有待新的思想和结论来不断补充。它下面会有无数子系统，无数个阶段性过程。所以，实践中的危机正是原理进一步丰富和发展的契机。

　　前面我们讲过，如果是一条科学的原理，它本身不会有什么根本性的危机。有的是它指导的客观实践中碰到的危机，或者实践着的人们主观所造成的危机。当这个危机很严重，引起一部分人对原理的怀疑时，这便是信仰危机。但无论哪一个层次都是在考验着原理，并促使它和它的子系统进一步完善，使人们对原理的信仰更坚定。

　　有69年历史的社会主义苏联的垮台，可以说是社会主义运动中的一次实践危机，并引起许多人对原理的疑问，但是这还不能说明社会主义行不通。因为几乎在同时，中国出现了小平同志领导的另一条道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道路使社会主义又回到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适应的正确原理上来。同时这本身又是对社会主义原理的发展，使后来的社会主义运动有了另一种参考模式。

　　无论自然科学史还是社会科学史的发展都证明，实践中越是产生严重危机，它所促成的科学发展就越大。在19和20世纪之交，当科学界正感叹物理科学的发展已经十分完美时，突然出现了“黑体辐射”这个难题，原来的理论无法解释。一时好像物理学的殿堂就要垮掉。科学界掩盖不住他们的烦躁和苦闷，这就是物理学史上有名的“紫外灾难”。当时的权威、英国物理学家瑞利甚至说：“我真后悔，我为什么没在这灾难出现前五年死去。”(我想，苏联垮台之时，定会有几个老布尔什维克也发出了瑞利那样的感叹。)可见当时这危机已经危及人们对科学的信念。但正是“紫外灾难”逼得科学家们面对现实，在经典理论的基础上使物理学研究进入一个新领域，一下产生了两根新的理论支柱——量子论和相对论。这是最辉煌的成果，物理学理论得到了新的补充和大大的发展。

　　苏联垮台和整个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巨变，以及我们过去曾长期执行过的与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体制和政策，应该说是社会主义运动中的一场危机。西方敌对势力曾怎样地拍手叫好，希望这场实践的危机就是共产主义原理的危机，希望共产主义的理论和旗帜从此在地球上消失。我们一些好心的同志，也感到了一阵阵的迷茫，以为我们不再搞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了，而要搞别的主义，或者干脆就是资本主义。是小平同志从最基本的“什么是社会主义”反思研究起，提出了一整套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使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迈上了新台阶。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继毛泽东思想之后对马克思主义原理的第二次伟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