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孩独自生活6年获500万捐助 家属称不乱用善款

　　解说：

　　从六斤6岁那一年，父亲改嫁，六斤就再也没有见过妈妈，走的时候妈妈甚至没有告诉六斤，六年里有想念，有疑问，甚至有埋怨。

　　杨六斤：

　　妈妈别哭了，否则我也会哭。妈妈你有没有想过我？

　　六斤妈妈：

　　什么时候都想，吃饭也想，睡觉也想，过年也想。

　　杨六斤：

　　你走的时候只带弟弟走，把我一个人丢下，我受欺负的时候，我就想为什么你不带我走，我怎么办？

　　六斤妈妈：

　　后来我去看你，但爷爷家已经没有人了，我找不到你了，以为你被别人带走了。

　　解说：

　　改嫁后的妈妈生活条件并不好，和六斤的见面也只能是母子俩一解思念之苦，妈妈没有能力把六斤留在自己的身边。

　　六斤妈妈：

　　我本以为一辈子看不到他了，没想到他今天来了，但这里没有他的田，也没有他的房子，他很难在这里立足。

　　解说：

　　作为法律上的监护人妈妈因为现实原因空缺了监护人义务六年之久，当初把六斤留在爷爷奶奶身边，只是权宜之计，但是随着2010年爷爷奶奶的相继去世，如何继续生存下去，成了六斤面临的最大困难。

　　而也是在这个时候，常年在吴州打工的堂哥杨取林也只能用微薄之力继续照六斤。

　　杨六斤：

　　今年我堂哥在邻居那留500元钱给我读书。

　　解说：

　　每年500元的生活费，平均下来一天不到一块4毛钱，在堂哥有限的能力下，六斤一直坚强并艰苦的生活着。

　　陈静思：

　　他哥哥自己也有两个孩子，也是留守儿童，但是不是跟六斤住一起。他堂哥跟他的感情是非常亲近，但因为他们家的家庭条件所限，堂哥本身经济情况也不是很好，但是已经尽了最大的能力抚养这个孩子。

　　解说：

　　而6月20日，他的堂哥也和广西当地政府官员一同来到深圳接六斤回家。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他也表示愿意辞职照顾他未来的生活。

　　堂哥杨取林：

　　我能力帮他盖房子，我肯定帮他。

　　记者：

　　捐款怎么处理？

　　堂哥杨取林：

　　目前盖房子肯定是我自己想办法。

　　记者：

　　捐款怎么处理？

　　堂哥杨取林：

　　我希望跟他商量之后，等他，跟他商量再说吧。

　　广西隆林德峨镇副镇长：

　　(捐款)也是他堂哥打里，但是目前没有很详细的计划。

　　评论员：

　　观众的担心和质疑其中一个关键一点，就在于六斤他没有合格的监护人或者公众所信任的人或者机构来监管六斤的发展和这笔善款。我们下面继续连线北京师范大学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的先生。王院长您也提到了建议，社工的介入、一些媒体或者公益机构的介入来监管六斤将来的生活和善款的使用。实际上六斤是有监护人的，比如说他的母亲、堂哥，但是实际生活中监护人又是缺失，在实际的生活操作当中，什么样的人和机构可以弥补这个空缺，成为一个负责任的监护人？

　　王振耀：

　　直接的回答是政府。全世界从各个国家的经验来看，都是政府承担起像这些监护人缺位情况的监护人，这是一定要注意。儿童福利行政要是现代制度的话，一定是政府承担起更多的责任。另外一方面我要特别的提醒大家的作为当年我在民政部工作的时候，我管这件事情，我知道全国农村现在普遍流行的一种过去的习惯，就是爹死娘嫁，我们一般叫事实孤儿。像这样一些孩子，应该纳入到孤儿养育津贴的保障制度当中，这样政府就能承担起责任，同时政府的儿童福利行政也需要特别加强。作为一个公共管理的人，承担起来一定的责任，像他这样的一些问题，包括盖房子，包括善款的使用，没有政府的参与，没有公共组织包括民间慈善组织的介入，其实将来会面临着更多的矛盾。

　　评论员：

　　王院长，刚才您提到一个概念，事实孤儿。现在讨论实际上跳出来对六斤的一个人生活的安排和对他这笔善款监管的问题上。面对庞大的事实孤儿的群体，那些本拥有监管人资格，但是实际没有起到监管人作用的人，我们怎么转移或者剥他的监管权，在生活的当中法律当中，有操作的实际的案例和成功的案例吗？

　　王振耀：

　　实际现在法律上这一方面是相当大的空白。咱们定的是公安、民政部门来执行，但是实际这个法律定的非常原则，就是如何剥夺监护人的权利。下一步如果对孩子们要实施各种各样的儿童福利保护政策，进一步发展，一定要注意要调整好这样的政策。

　　评论员：

　　在政策调整调整过程当中，谁在这个过程当中来充当承担监管机构、监管人比较合适？

　　王振耀：

　　我个人认为，根据别的国家的经验，恐怕要专门的儿童福利机构，从现在来看，民政系统坦率的说，还是比较合适的监管机构。

　　评论员：

　　多谢王院长接受我们的采访。王院长提出了一个事实孤儿的概念。现在我们现又是去父母，查不到生父母的未成年的孤儿，也就是事实孤儿有61.5万名。

　　我们看到六斤从一个弃儿到宠儿这样一个过程，实际更提醒我们，如何用理性和法律制度性的安排去安排这些孩子未来的生活。

关键词：善款,捐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