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住建部副部长：农民进城易引发“贫民窟病”

    《中国经济周刊》：您在演讲中提到，芬兰规划学家沙里宁曾提出，世界级大城市都必须走“有机疏散”之路。您认为这一理论对我国当前的城镇化规划有什么借鉴意义？

　　仇保兴：我国大城市的疏散早该开始，遗憾的是我们不仅认识得较晚，而且对新城的成长机制始终心存疑虑。其实，发达国家也经历了痛苦的历程，才探索出新城科学规划和建设的路径。

　　比如英国的第一代新城，人口规模2万~ 5万人，新城区里很少有就业岗位，造成巨大的钟摆式城市交通，结果以失败告终；第二代新城，人口规模15万~ 20万人，就业岗位50%当地解决，至少减少50%的城际交通；第三代新城，人口规模20万~ 30万人，就业岗位基本上能够在新城内解决，实现职住平衡(编者注：居住者与就业者的数量相对平衡)，既保证了新城的经济活力，又可削减对老城的交通压力。

　　《中国经济周刊》：除了刚才提到的城镇化要避免犯的两类错误，您觉得城镇化的健康发展还需要什么？

　　仇保兴：健康的城镇化需要坚守五类底线。让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是第一类底线；第二类底线是城市和农村互补协调发展，正确的农业现代化道路是健康城镇化和生态安全的基础；第三类底线是保持紧凑式的城镇空间密度，这是我国国情决定的；第四类底线是防止出现空城。新区建设应依托老城，加强产城融合，防止新区功能和产业过于单一，严控远距离、飞地型的新城开发，制止以工业发展名义大规模圈地占地；第五类底线是保护自然与文化遗产，体现地域文化与特色风貌。

　　将土地交给资本，容易导致“城乡一样化”

　　现在有不少学者主张，农民应该把自己的承包地、宅基地和农房卖掉，然后带着所获得的资本到城市中去。这样的案例实际上在拉美、非洲早就出现过，但这些国家的经济并未因此走上健康发展之路。仇保兴指出，土地交给资本，让农民失地，会让经济缺乏弹性，损害农民的权益。

　　《中国经济周刊》：您为什么强调将土地交给资本从未成功过？

　　仇保兴：因为这个问题关乎农民切身利益，根据联合国人居署的统计，由于大量土地出售而导致的土地价格低廉，会形成资本对土地的廉价掠夺，而农民因此获得的并不多，甚至可能非常少。

　　这个问题也关乎国家稳定。2008年的危机曾导致我国沿海城市很多农民工失业，后因其还可以回乡种地，这场危机产生的副作用就弱化了不少。而如果让农民“裸身”进城，有去无回，国家整体经济结构很可能就此失去弹性。健康的城镇化，应当建立在城乡居民双向自由流动的基础之上。

　　将土地交给资本，就会将城镇化变成“造城运动”，强迫农民上楼，建所谓的农村“城市社区”，造成农村大量的村落被合并、迁移。将城乡一体化变成城乡一样化，不仅丧失了宝贵的乡土旅游资源，也不利于农业现代化。

　　《中国经济周刊》：为了推进城镇化，很多省份设定了较高的城镇化率目标，甚至通过片面让农民上楼来提高城镇化率，您对此怎么看？

　　仇保兴：当前，各省份城镇化规划所设定的城镇化率目标不断攀升，其实是有问题的。先行城镇化国家的经验告诉我们：美国、澳大利亚等以外来移民为主，且土地辽阔、平坦的国家，城镇化率可以达到85%以上；而法、德、日等以原住民为主，且人多地少、地形崎岖不平、有传统农耕文明的国家，城镇化率峰值一般只能达到65%左右。我国的基本国情决定了2030年前后城镇化率将保持在65%左右。

关键词：住建部,农民进城,城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