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俭令引发演出市场洗牌 政策带来行业寒冬

　　“寄生”团体业绩惨淡

　　中国第一线的音乐明星，往年春节后的商业演出会接连不断，然而今年有些人开始轻松地休息，这从另一个角度折射了国内演出市场的冷淡。

　　这是中国演出市场十几年来的第一次全面下降，让文艺界几乎所有的从业者都始料未及。

　　道略演艺产业研究中心咨询总监毛修炳说，这么多年全国商业演出一直增长，2012年，中国商业演出市场票房规模还火箭般蹿升，去年就下降了，大部分人都无法预料到。

　　毛修炳研究发现，受影响最大的是舞蹈产业，“尤其是民族舞，民族舞以前主要靠政府资金支持”。

　　紧跟民族舞的是传统戏曲，传统戏曲的商业演出市场较小，“很多地方戏还有京剧昆曲，以前就是政府埋单，年轻的观众没有培养起来”。

　　生存要靠赞助和政府支持的交响乐市场是重灾区。

　　今年春节过后，北京交响乐团的提琴手金女士一直赋闲在家。她已经连续几个月只拿到自己的基本工资——1600元钱。往年这个时候，繁忙的商业演出已经开始，演员们每个月都可以拿到数千元的演出费，可是今年北京交响乐团的商演似乎仍然遥遥无期。

　　目前，政府对交响乐团采取差额补助的补贴方式，即国家补助乐团每年三分之一费用，商业演出就成为交响乐团贴补家用的一条重要渠道。但是“节俭令”后，交响乐商演难见踪影。

　　北京交响乐团近几年

　　每年政府活动性质的演出有8到10场，各种商业演出达20到30场，但是进入今年以来，没有一场商业演出。团长谭利华透露，2012年还有30多场商业演出，去年降低到了个位数，“现在连给团员发工资都成问题了”。

　　成立10多年以来，中国爱乐乐团第一次在元旦期间放了假。往年一周就有三四场商业演出的中国爱乐乐团，从去年12月到今年1月，除了新年演出，竟然没有一场商业演出，乐团也破天荒地在本该忙碌的季节处于半休假状态。

　　道略演艺产业研究中心调查发现，受大环境影响，企业包场和赞助的减少，音乐会市场票房、场次、观众均出现下滑。去年的大型演唱会收入也略有下降，更显见的是演出规模的急剧下降，以前有的演出要去有6万座位的工体，现在同等级别的演出就去1万人的场子，以前能在万人剧场演出的演唱会，就改去几千人规模的场子。

　　中国歌剧舞剧院副院长张亚峰回忆，开始时各文艺单位虽然惊慌失措，但是演出还在搞，后来发现不对，一个接一个的通知和规定发下来，大家赶紧停止了，有些企业甚至走极端了，啥演出不敢沾边了。政府不买单了，企业也不请明星了，中国歌剧舞剧院今年头5个月演出场次不少，可是票便宜了，利润薄了，现在一场能赚三万就不错了，以前一场赚十几万。

　　张亚峰、毛修炳和陈少峰分别向记者阐述了他们的一个非常近似的观点——完全靠政府买单生存的文化单位这次受冲击最大，一半靠政府，一半靠市场的单位，还能活。“有些小的演出公司，就那么几个人组成，有的甚至就是家庭公司，靠吃定一个大企业的工会、宣传部或者某个地区的文化局，每年也能赚个百儿八十万。现在新政策一来，就死了。”张亚峰说。

　　北京世纪佳韵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就是一家一半生意靠国企，一半靠市场的公司。

　　留着艺术家的长发型的总经理王京曾经是一名中央级音乐团体的大提琴演奏家，十年前他辞职办起了这家公司。王京说，公司六成的生意来自国企的大活动、内部演出和年会。“国企作为主力消费带动演出市场，老百姓自费观看大型综艺晚会的很少很少，国企和大单位包场类占大头。”

　　新政策出台后，他的公司在年会方面的业务萎缩了四分之三，且文艺演出市场所触及的行业，例如音乐会制作行业、制景道具行业，甚至剧组卖盒饭都会有影响。“我们以前主要做大型活动、大型晚会，给南航、民生银行、邮政系统都做过。2012年最好的时候，投资规模在上百万的年会和活动，要有10到15场，预算在五六十万档次的，有二三十场，所以现在受影响很大。”

　　京剧市场比其他市场要寒冷得多。梅兰芳大剧院以前每年演出200多场，今年五一前才有十几场，去年前年最火，好多演出都排不进去。今年头5个月演出收入比去年同期下降超过30%。

　　市场化单位赢份额

　　4月22日，苏格兰当代著名编剧大卫·格里格的话剧《麦克白后传》在国家大剧院上演，这是即将上演的八部和莎士比亚相关的重头戏之一。今年是莎士比亚诞辰450周年，从这天开始直至11月底的7个月里，国家大剧院将举行“致敬！莎士比亚”系列演出。

　　国家大剧院负责宣传的王女士说，除了一两千元的高价票销售略有下降，其他档次的票依然销售很好，因为有纪念莎士比亚的活动，外国院团来演出的场次甚至比去年还要多。

　　国家大剧院这座钛钢结构建筑、外表像半个蛋、里面有四个剧场的巨大建筑自2007年运营以来，每年的商演量高达600到800场，7年的商业演出共售票近500万张，总收入近20亿元，平均每年近3亿。五部委的“节俭令”引起演出行业震动，但出乎很多人想象，国家大剧院的演出和票房依然如往年一样平稳。

　　国家大剧院院长助理李志祥透露，去年国家大剧院的商演场次依然保持在800场以上，今年的演出排期已经完成，在票房上，国家大剧院从来都是以散票为主，而不是主打集团消费，因此也没有受到影响。

　　五棵松万事达中心三年前成为北京各种演唱会的最主要选择，“我们占据了市场的六七成份额”，万事达中心常务副总经理韩立峰说，五部委“节俭令”的发布对万事达中心的影响是：大约十场已经签约的演出和活动取消，例如卫视晚会性质的活动、都市传媒的庆典。央视的中韩歌会则从万事达一万八千座位的大场地转移到了只有两千座位的小演播厅举办。去年万事达大小场地总共举办了150多场活动和演出，与前一年相比还略有一点上升。

　　“万事达只是出租场地，基本没有受到影响，场租也很便宜，万人座的大场一场租金也就30万，均摊到上万张票里，每张票场租成本只有几十元。可是我和演出商聊天，知道演出举办方的利润下降了，大约下降了20%。”

　　多年前就已经完全市场化的运营方式，成了民营企业抵御演出寒冬的棉衣。

　　北京宏道大略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总经理毛修炳调查发现，各项限制公款消费的政策一出台，对开心麻花这样早就市场化的文艺团体成了好事。去年开心麻花收入翻了一番，2012年收入4500万，去年一个亿多，已经进入全国话剧界两强，仅次于国家话剧院。

　　孟京辉工作室、田沁鑫戏剧工作室、中国木偶剧院和专门演出儿童剧的“丑小鸭”公司，以及很早就完全市场化的杭州宋城的旅游演出，都没受影响。

　　“开心麻花”娱乐公司宣传主管洪晔证实了毛修炳的调查结果。“没有受到任何影响。”洪晔说，因为开心麻花的演出市场化程度很高，不是靠政府资源，而纯粹是靠一张票一张票销售来维持生存的。这种商业模式，在如今的演出市场情况下，反倒是个机会，“就是活得很辛苦”。

　　与开心麻花一道赚钱的是嘻哈包袱铺和“北京小剧场戏剧联盟”，2012年到去年，嘻哈包袱铺营收增长超过10%。因为“我们的微博粉丝大多是东北的。”嘻哈包袱铺宣传主管筱雅称，今年即将开发沈阳、大连等东北市场。

　　毛修炳的调查还发现，蒸蒸日上的话剧市场，反而因此增加了10%的市场份额。拥有全国最好戏剧资源的北京人艺，去年的演出中，无论是《茶馆》、《白鹿原》，还是《小井胡同》、《窝头会馆》、《喜剧的忧伤》，票房都极其火爆。

　　各展身手忙于转型

　　持续不断的掌声和两次返场加演，证明《往事琴缘》——大提琴与电影音乐会打动了现场的观众。

　　3月22日，这场全部十首曲目完全改编自西方电影的音乐会在北京音乐厅举行，女大提琴家张莹莹和她策划的这场用大提琴来演奏外国电影音乐的“跨界”音乐会受到了观众的赞赏，但业内人士却透露，这场演出并没有赚到钱。

　　没有任何生意的史丽有着大把时间，也来观看了这场演出。“以前这么精彩的跨界音乐演出肯定挣钱，因为有包场，可是现在纯粹卖票，北京这个市场多年来有个风气，就是单位买单，培养出的观众都不肯自己掏钱买票。”史丽说，“在北京每次演出，你看最好的第六排中间，总是空出好多座位，那是给某些主管单位领导留的座位。不给面子的话人家都不来，给面子的话，领导就派一些保姆和司机来充数。”

　　所谓的跨界，主要指古典音乐界、流行音乐界或民族音乐界等以往很少有交集的领域开始相互涉足，用某一领域的手法去阐释另一领域的作品。如今，这个词与“创意”、“走出去”等都成为演出寒冬中的热词。

　　4月11日至12日连续两日，中央歌剧院排演的歌剧《卡门》在清华大学新清华学堂演出大厅上演，有着两千个座位的剧场进入了近3000名观众。“楼梯上都是站着看演出的人，这场景我以前只在改革开放初期见过，那么如饥似渴。”清华大学教工郑琳说。

　　清华大学集中了中国一批高智商的知识分子，但这还不足以造成对欧洲高雅艺术的“哄抢”，票价低廉无疑是原因之一。中央歌剧院宣传处长费斌说，站票只有40元一张，大多数票价是100到200元，最贵的是400元。这个价位只是国家大剧院同等演出票价的五分之一。

　　中央歌剧院业务处长梁寒说，节俭令后商演场次下降了五分之一，主要就是早先定好的商演一下子都取消了。现在采取的自救方法是去外地找商机，例如到青海和新疆去演出，还有就是中央歌剧院的舞美技术在国内一流，靠为其他单位的商业演出进行舞美制作也能赚取一定收入。

　　受到巨大冲击的国家京剧院采取了降票价和走出去、减小演出规模的办法。今年春节后，以往只演京剧的梅兰芳大剧院开始接地方戏和曲艺演出——河北梆子、二人转，郭德纲的相声都来了。票价也往下调整，以前最贵2000多元，现在1000多元，最低30元，能看十场戏，位置就在三楼最边上，以前这种位置也能卖到一两百元。

　　“百姓觉得30元看十场戏很适合，但是演出方收入低了”。宋小川说，“我知道各文艺团体领导都在为演员找演出，保证收入和积极性。”国家京剧院往年一年只去两个城市，现在全剧院三个团每个团分头去三个地方。以往邀请国家京剧院，起步价是十万人民币，但是现在五六万的生意京剧院也接。

　　走出去后，宋小川感受到了除北上广这些大城市以外的人们对高水准艺术的渴望。山东滨州市建成了一座1800座的大剧场，可是很多时间是空着的，没有什么演出，去年滨州大剧场邀请中国国家交响乐团来演出，各种档次的票销售一空，连过道上都站满了人。

　　宋小川说，滨州的市长告诉他，滨州以前就很想邀请中央级文艺团体来演出，但担心这些大单位看不起这个小地方，而且也不知道通过什么渠道，如何去邀请。宋小川说，演出火的时候，这些外地剧场来邀请，北京的各大文艺团体还真不愿意去，因为北京都演不完，除非价格特别有吸引力。

　　中国歌剧舞剧院正在筹备搞一种新型的歌舞剧。张亚峰介绍，这种歌舞剧不同于传统国外音乐剧，也不同于国内的舞剧，故事都是观众身边发人深省的东西。张亚峰承认，很多年前就有这个想法了，但一直没有实施，因为质量糟糕的演出照样演出邀约不断，谁还搞创新呢？“演出火的时候，十万八万的邀请费以前我们院根本不接，现在这种小活也接，不赔就行。演员有收入了，人心就稳定，剧院就可以正常运作。”

　　北京世纪佳韵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自救的方法是排练儿童剧，准备在一直坚挺、未受到政策影响的儿童剧市场上分一杯羹。

　　演出市场的这场寒冬，在耶鲁大学访问学者，中国人民大学音乐系中提琴家齐悦眼里，成了让文艺演出真正回归市场的机会与春天。“以前政府和企业都喜欢宏大的东西”，中央的节俭令出台后，大型交响乐团演出受到影响，但是对小团体是好时期。

　　齐悦说，20个人以内的室内小乐团越来越受市场欢迎，因为这种小乐团具有成本低、演的曲目比较多，演出效果不比大交响乐团逊色的特点。

　　齐悦认为，市场化也不是那么容易做到的，剧院以前做好公关工作就行，现在必须做好市场和营销规划。“现在连剧场都在改革，像保利就在搞连锁，借鉴其他商业领域的经验，讲究观众消费体验，除了对演出本身质量的体验，还有对剧院服务，停车、交通、衣帽间，演出前后的活动和购票的便利的感受，甚至票务营销也要兼顾顾客忠诚度的培养。”

　　国家大剧院院长助理李志祥对以往的铺张浪费深有感受，“以往国内那些动辄上千万的剧目是怎么做出来的？”李志祥认为，即使把装台、合成、彩排、乐队、歌唱队的成本都算上，最多也就五六百万。国家大剧院排演话剧《简爱》全部下来用了二三百万，歌剧的平均成本很少在两百万以上。由国际大导演强·卡洛执导的瓦格纳歌剧《漂泊的荷兰人》，由11台投影机虚拟出来的波涛汹涌的海面全部由国外团队制作，影像制作费用只有3万欧元。“我不敢想象如果在国内制作需要花多少钱”。

　　公司倒闭后，史丽开始帮忙为朋友开办的小提琴考级培训班寻找排练场地，她觉得，如果今后政府对公款消费不松绑，曾经让自己大赚特赚的买卖很难再回来了。

　　(应被采访者要求，史丽为化名)

关键词：演出公司,行业寒冬,节俭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