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细胞研究屡现学术不端 学术明星连演丑闻大片

     一方面是科学前沿的不确定性，一方面是极大的名利诱惑

　　这种不确定性使得造假和失误的界限变得模糊，也让造假者心存侥幸：即使被揭穿也可以用失误来辩护。

　　丹尼尔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学术不端行为的动机一部分是一时软弱，比如不想令雇主失望，或者竞争压力。少数人则因为极度的自恋、渴望快速成名而不考虑、甚至不在乎后果。”

　　根据他统计的数据，约2%的科学家承认他们曾杜撰、伪造或是修改数据以润色结果，高达34%的人承认其他不端行为，包括用直觉分析结果而忽视实际情况。

　　作为科学前沿的干细胞研究尤其如此。按照范纳利一份关于学术不端行为的问卷调查，生命科学研究领域篡改和编造数据的比例特别高。

　　小保方晴子一度被视作日本“民族的骄傲”。媒体曾不惜篇幅地对她的成长经历进行过报道，从年少时的好奇心到从事科研之后的坚韧和耐心，“无不显示了一名科学家所具备的修养”。

　　这位被赞为“日本居里夫人”的科学家所在的理化研究所获得了日本政府的高额经费，资金投入之多，使得“如何花完预算成了一个令人头疼的问题”，以至于研究所不时要进行一下内部装修，购买一些意大利进口家具。

　　如今，她又被称为“女版黄禹锡”，后者曾因捏造实验结果和买卖人体细胞而成为造假的代名词。但想当年韩国媒体将他冠为“大韩民国诺贝尔奖的希望”和“民族英雄”，政府不仅向其研究小组提供数百亿韩元资金用于研究，更授予其“韩国最高科学家”荣誉，并为其提供保镖服务。

　　韩国《中央日报》在黄禹锡事件发生后发文反思：“黄禹锡事件的滑稽，把韩国社会的种种阴暗面暴露在世人面前；这其中有盲目的民族主义和爱国心，有成果至上主义，有对科学带来经济附加值的盲目期待，有媒体轻率的煽情主义，有政界的利用与过度期待。”

　　如今，学术期刊对待干细胞研究也更为谨慎。同济大学干细胞研究中心的工作人员孙立夏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为避免数据造假，中心现在对学生的论文都严格要求保留初始数据。

　　只能做到事后惩戒，事前大多无能为力

　　与以往出现在媒体时面孔圆润，充满活力的形象相比，身穿蓝色连衣裙，带着珍珠项链出现在记者会上的小保方晴子，面容消瘦，双眼噙满了泪花。

　　对于国际上的广泛质疑，小保方晴子供职的日本理化研究所发育生物学中心，成立了一个6人调查委员会。4月1日，委员会发布调查结果，认定小保方晴子在STAP细胞论文中有篡改、捏造等造假问题，属于学术不端行为。

　　“诚信对于学者来说就像生命，人家不信你，相当于将你清除到学术圈以外了，你的学术生涯就死了。”专注于学术打假的方舟子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

　　他介绍，在美国，一旦发现学术不端的行为，会禁止当事人在5年内申请国家科研经费，在瞬息万变的科学领域，这意味着被学术圈淘汰。

　　学术不端行为者所在的机构也会做出相应处罚，比如开除、降级，一旦一个学者被开除了，他便很难在其他实验室找到位置。

　　美国联邦政府卫生与公众服务部下属的科研诚信办公室每年都会公布、处理大约10起生物医学领域的造假。这个机构会接受此类举报，然后进行调查，处理。

　　只是，相比事后严惩的方式，大多数学者指出，想要采取事先预防几乎不可能。

　　“没有哪一个评审机制能确保不会出现造假。通常情况下，除非造假非常拙劣：图和数据错误太明显了。”方舟子说。

　　陈坚也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虽然现在的学术期刊都使用了防止学术不端的测试软件，这些软件可以实现从文字到数据、图片上的初步筛查监测。国际上的知名期刊的评审专家也都是学界的“大牛”，凭借他们的经验、判断力和逻辑也可以发现一些问题。但对于太过前沿和创新的东西，他们也会本着不打压创新态度，允许其通过，依靠后人的研究和科学的纠错机制来处理。

　　比如，1953年沃森和克里克著名的DNA双螺旋结构理论在递交《自然》的专家评审时，就面临着这样的情形。编辑决定未经专家评审就将其发表，理由是：这个发现太伟大了，我在世界上找不到任何一个人能够评审他们的文章。

　　时至今日，小保方晴子还在自我辩解。她坚称在自己作为共同作者的文章中，“一些图片使用了不恰当的图片处理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