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专家：美国为何不理解普京？

　　1974年，我在莫斯科列宁图书馆落满尘土的主阅览室里泡了几个月，研究陷入困境的苏德关系。在作为研究生、教授和决策者的40年里，了解苏联和俄罗斯的实际运作方式是我的天职。遗憾的是，美国对俄罗斯的关注随着新闻周期和学术流行趋势增减。十余年来，美国对中国和阿拉伯世界的兴趣不断增加，从而忽视了俄罗斯：它充其量只是新兴市场“金砖国家(BRICS)”缩写当中的—个字母，而且是最不吸引人的—个。可如今，爱德华·斯诺登、索契冬奥会和乌克兰危机的三连胜促使大家谈到了新冷战和普京会花多大气力搞“大国”政治。我的收件箱和语音信箱中满是制片人和记者要我发表意见和提供分析的请求。赫鲁晓夫1954年为何要把克里米亚交给乌克兰？普京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苏维埃制度研究可能像苏联自身一样，已经不复存在。但是，专注而深入地了解俄罗斯——尤其是克里姆林宫的动机和图谋——像以往任何时候一样重要。如若不然，美国就必定会重复“重启关系”的周期，对改善对俄关系满怀期望，然后遭遇一连串的失望。奥巴马总统重启关系只是冷战结束以来的四次类似举措当中的最新一次。

　　对俄研究日益薄弱

　　20世纪70年代，我在哈佛大学走上了苏维埃制度研究之路，那正是这项研究的鼎盛时期。当时，大家对苏联兴趣浓厚，美国和苏联处于确保相互摧毁的状态，学习苏联政治的研究生可以拿到很高的奖学金。这个学科是20世纪40年代末创立的。当时，华盛顿逐渐意识到自己对新的冷战对手了解甚少，而这是非常危险的。政府资助地区研究，包括苏联以及从东亚到拉美的其他地区，因为它意识到，有必要培训了解该地区乃至其语言、历史、文化、经济和政治的人。

　　当戈尔巴乔夫在1991年12月发表历时11分钟的讲话、宣布苏联不复存在时，对我们这些苏联问题专家来说，形势也变了。我们当中的大多数人变成了俄罗斯问题或者欧亚问题专家。就我而言，这意味着丢开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政治局功能的备课笔记，改谈选举、政党和影响外交政策的公共舆论。这意味着要把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看作独立国家。人们很难理解俄罗斯及其邻国如何能摆脱苏联体制的残余影响。

　　20世纪90年代是困难重重的10年。苏联这个敌人消失了，按理说，自由市场和民主的俄罗斯即将出现，为什么还要投入政府和基金会的资金研究俄罗斯和欧亚问题并实施研究生交换项目呢？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我们可以自由前往俄罗斯各地并讨论之前讳莫如深的各种话题时，对我们知识的需求却急剧减少。

　　政府屡次背信弃义

　　我首次从事政府工作是在国务院政策计划办公室任职。当时正值1999年科索沃战争使美俄关系濒临崩溃之际。莫斯科认为华盛顿无视俄罗斯的利益，试图毁掉俄罗斯与传统盟友(也就是塞尔维亚)的关系。这番论调与我们现在听到的言论极为相似。克林顿政府与俄罗斯重启关系的尝试就此告终。

　　乔治.w.布什政府上台后，也曾谋求与俄罗斯改善关系。在国务院，我们在拟定一项让俄罗斯加入北约的计划，希望使莫斯科成为欧洲冷战后安全体系的—分子—一如今，俄罗斯占领克里米亚的行为恰恰是在谋求颠覆这个体系。有几个月特别给人以希望，当时俄罗斯是美国在阿富汗战争中的伙伴。在那之后，重启关系的工作因为伊拉克战争、2003年格鲁吉亚革命和2004年乌克兰革命而宣告失败。

　　克里姆林宫以为，俄罗斯在2001年9月11日的袭击事件发生后支持美国，华盛顿就会承认莫斯科在后苏联地区的“特权利益范围”。当时如同现在一样，当美国在乌克兰支持想要与西方拉近关系的群体时，克里姆林宫感觉遭到了背叛。

　　尽管冷战早已结束，但新的俄罗斯有时显得与当年的苏联颇为相似；我们仍然需要运用数十年前掌握的苏联政策研究方面的技巧，以便弄清普京将在乌克兰展开怎样的最后较量。

　　自冷战结束以来，美国与俄罗斯的关系不断恶化，而这可以归结为双方迥然不同的世界观和期望，时间可以追溯到1991年。具体说，克里米亚危机的根源是苏联解体。当时，苏联各加盟共和国按照斯大林划定的边界成为了独立国家。相当一部分俄罗斯人很难接受乌克兰是独立国家，也很难接受赫鲁晓夫心血来潮把1783年就属于俄罗斯的克里米亚“送给了”乌克兰。普京甚至在2008年告诉布什，乌克兰不是真正的国家。

　　因此，眼下还是忘了重启关系这回事吧。除非我们有效掌控当前危机，防止它变得更加危险，否则就很难集中精力处理俄罗斯和美国有着交叉利益的具体问题：伊朗、叙利亚、阿富汗、北极。因为当乌克兰危机结束之后，像我这样的所有俄罗斯问题专家都从电视屏幕和电波中消失之后，美国还是有可能与俄罗斯建立有效关系的，但其基础不是重启关系，而是务实态度。

　　到了那时，美国的大学和政府内部有谁还具备对所有俄罗斯问题的专业知识、兴趣和热情呢？面对种种风险和挑战(也有机遇)，除非我们致力于帮助新一代人了解这个昔日的对手和可能的伙伴，否则我们就不可能准备好妥善处理与普京之后的俄罗斯一代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