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贩婴黑色利益链披露：分工明确一条龙服务

　　经济诱因催生拐卖儿童犯罪

　　近年来，网络拐卖儿童犯罪呈明显上升趋势，拐卖儿童犯罪呈现网络化，犯罪的技术性、隐秘性、智能性更加突出，社会危害性更加严重。

　　与此同时，采取哄骗、偷盗、强抢等传统型的拐卖儿童犯罪发案数量明显下降。记者从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获悉，2013年，浙江法院共审结拐骗儿童罪案件8件8人，拐卖妇女、儿童罪案件12件21人。

　　在采访中，记者发现，无论是传统类型犯罪还是网络贩婴，大多是外来流动人口作案，经济诱因是导致犯罪的主导因素，或存在经济困难，或想借此牟利。 

　　前不久，宁波市宁海县人民法院就判处了一起拐卖儿童犯罪案件。

　　去年正月，在宁海县的贵州夫妇田某、申某迎来了他们的第三个儿子。两人异乡打拼，经济并不宽裕，加上已经有两个儿子，两人担心再多一个实在养不起，思来想去，两人决定把刚出生的儿子卖掉，对家里人就谎称孩子生下来就死了。

　　田某找来老乡何某，让他帮忙找想要孩子的人家，何某答应帮忙，还问他“心理价位”多少。田某表示不知道“行情”，何某说，起码要2万元。几天后，何某就找好买主上门。之后，买主当场支付2万元现金，还给了何某和田某一人一包利群香烟。

　　法院最终判决田某、申某有期徒刑2年，缓刑3年，罚金1000元，违法所得2万元予以追缴，判处何某有期徒刑1年6个月，缓刑2年，罚金1000元。

　　记者发现，浙江省余姚市人民法院受理的一起拐卖儿童案，离案发相隔十多年。

　　事情发生在1995年12月25日晚，住在余姚泗门镇出租房内的杨某和妻子王某正在睡梦中时，突然“嘭”的一声，家中的门被人一脚踢开，两个高大的男子手上拿着菜刀和木棍对着他们，屋外又闯进一名男子，瞬间将躺在床上的杨某的儿子抱起。3人抱起孩子后就赶紧往屋外跑，杨某见自己一周岁的儿子被人抱走，赶紧追出去。一名男子见杨某追出来，拿起木棍朝杨某头上一击，王某也大喊“抢孩子了”，可惜最后还是没有找到抢孩子的人，孩子也不见了。

　　3人抢了孩子后，将孩子交给姚某。姚某是其中一个男子的情人，她带着孩子坐火车来到福建，并托自己的老乡在福建找买家。没几天老乡就找到了买家，并以25000元的价格成交，姚某分到5000元。

　　2010年7月5日，杨某的妹妹在工厂上班，恰好听到姚某说起卖孩子的事，一核对，和侄子的情况完全符合。杨某的妹妹赶紧到余姚派出所报警。2012年5月，姚某被余姚公安局拘留。讯问时，她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法院最终判姚某犯拐卖儿童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一万元。

　　网络贩婴利益链曝管理短板

　　“这起特大网络贩婴案揭示的黑色利益链，折射出管理的短板，即对网络监控仍不够到位，法制教育仍然存在滞后环节，对拐卖儿童犯罪的惩处力度仍待加强。”浙江省律师协会刑事专业委员会主任徐宗新在接受《法制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嫌疑人以民间收养组织的名义大肆在网络上发布非法宣传广告，实质上是非法买卖儿童，类似非法信息在网上蔓延，影响十分恶劣。

　　徐宗新说，很多人不认为买卖婴儿是犯罪，甚至少数医务人员也加入到贩卖婴儿队伍中。有的婴儿的亲生父母认为，孩子是我生的，我当然有权处理，养不起或不想要了，卖给想收养的家庭，怎么是犯罪？而那些想收养孩子的家庭，对如何依法收养的程序不明确，认为自己花钱收养孩子，是“积德”，是为社会做好事，这种观念加剧了犯罪网络的扩大。

　　据了解，2009年以来，公安部启用了“全国公安机关查找被拐卖/失踪儿童信息系统”和“全国公安机关查找被拐卖/失踪儿童DNA数据库”，对破获婴幼儿拐卖案件提供了有力支撑，但是DNA信息通常是在儿童失踪后，对家人进行采集，还无法有力防范婴幼儿拐卖案件的发生。 

　　徐宗新介绍，根据我国刑法第241条规定，“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但该条第6款同时规定，“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按照被买妇女的意愿，不阻碍其返回原居住地的，对被买儿童没有虐待行为，不阻碍对其进行解救的，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由于有了这一规定，司法实践中因收买被拐卖的儿童而被追究刑事责任的比较鲜见。

　　“没有需求，就不会有买卖和伤害，拐卖牟利就没有市场。”徐宗新告诉记者，只有从法律上打击贩婴案中买受人的行为，才能从根本上切断非法买卖行为中的买方欲求。惩处不严，打击不力，客观上放任了一部分人通过非法交易的方式获得儿童，也导致难以从源头上治理拐卖儿童犯罪。

关键词：网络贩婴,人贩子,贩卖儿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