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立养老院一床难求 闲置政府疗养院变商业馆所

　　在床位不足的同时，床位的地域分布也极不均衡。以北京市“城六区”为例，具有品牌优势的市属4家养老院，加上首家四星级敬老院——海淀区四季青敬老院，这5家养老机构的床位都十分紧俏，排队现象严重。

　　位于北京市朝阳区的第一社会福利院，是市属的养老机构之一。 2013年9月，该福利院一位负责人透露，目前已有1万多人登记排队等候，而该养老院每年只能腾退出50～60个床位。如果按照这个速度估算，现在预定一个床位，“至少要等到160年之后，才能入住”。

　　而与之相对，每家政府闲置疗养院、度假村、培训中心、招待所空闲的100来个床位，就显得如此“金贵”。

　　“这些建筑设施又大多分布在风景幽静、空气清新的旅游度假区或郊区县，恰好适合老年人居住，而且，水、电、气、热、路等基础设施完善。如果将这些设施整合起来，稍加改造，使其变身为养老院、敬老院、老年公寓，可在短期内收效，比起新建而言，建设周期短，还可降低投资成本，使其发挥最大的功效。”闫文辉说，此举既可缓解养老资源短缺问题，也能增加经营机构的收入。

　　他在2014年的北京市政协会议上发起提案，就得到了界别的响应，成为集体提案。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唐钧赞成闫文辉的建议，认为“可以提倡改成养老院”。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老年学研究所所长杜鹏教授认为，这项提议可以作为一种积极的探索。“北京市总体来说，需要增加养老床位和养老设施，但实际上，在偏僻的地方也存在大量的闲置。”

　　但杜鹏也表示，把闲置的度假村等“一刀切”地改造成养老设施，并不一定完全适合。“应当考虑到两个问题，一是能否靠近社区，二是能否改建成适合的养老设施。”

　　“增加养老床位来满足老年人需求的方向是正确的，但有的地方位置比较偏，在设计上也不是专门为养老服务的，可能就不太合适。我们现在缺少的，更多是靠近社区、或在社区中就近为老年人提供服务的设施。”杜鹏说。

　　陆杰华则对“疗养院改成养老院”的前景并不乐观。

　　“它对缓解养老困境的作用还不明确，主要源于其管辖部门并非民政部门，90%以上的疗养院不归民政部门掌管。而且，大部分疗养院更愿意通过工商登记的改制，转变为高端的养老机构。”

　　闫文辉也认识到了这些困难，在提案中提出了“三步走”的建议。

　　第一步，政府部门应当在养老设施专项规划中，对全区域养老机构进行整体规划，在空间布局、床位设置、建设规模等方面进行合理配置。“同时，还应将养老设施建设，以指标的形式纳入到城市居民区和新农村建设规划中，以确保实现城乡老人就近养老。”

　　第二步，将现有产权归属各级政府且经营不善的度假村、培训中心、招待所、疗养院所、宾馆等进行资源整合，通过政府协调、评估、并购、收购等形式，对其加以改造完善，强化养老服务功能，使其最大限度地满足养老需求，发挥最大功效。政府还要进行扶持，给予政策上的倾斜，先期投入阶段，要给予财政方面的支持，使其顺利完成资源的整合。

　　第三步，可以采取公办与民办公助、民营、竞标承包等各种方式相结合，对这些整合后的资源统一管理。在管理使用当中，要加强监督和指导，探索和寻求各种运作模式，总结积累经验，使其不断创新和完善。

　　近日，民政部联合五部门出台《关于加强养老服务标准化工作的指导意见》。《意见》提出，到2020年，我国应建立全国统一的养老服务标准体系。

　　这意味着，养老问题将成为政府越来越重视的民生“大问题”。

　　“养老问题的有效解决，是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解决养老问题关注民生，在提高政府公信力方面有着重要意义，是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的有效举措，也是对社会管理创新模式的探索。”闫文辉在提案最后如此呼吁。

关键词：养老院,老龄化,养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