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联涛认为,从世界看中国,中国的潜力非常大。中国消费的未来动力,就是全球经济市场的动力。为何说中国潜力大?第一,中国已经有机遇、有条件走出中等收入陷阱,中国已经有17个城市、有2亿人口达到世界平均水平—1.2万美元的收入;第二,中国的财富情况已达到全球第二位。沈联涛认为,在5-10年内,中国的消费潜力完全可以发挥出来。
在会议现场,沈联涛接受了《南方日报》的独家专访,畅谈粤港区域金融合作、内地银行业金融监管等话题,用其专业学术素养和多年在全球各地担任金融要职的工作经验,为亚太经济发展把脉。
到2020年
中国消费可能会超越美国
南方日报:十八届三中全会发布《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其中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方面提到“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您对此如何解读?
沈联涛:这是一次非常重大的改革,目前实施细则还在陆续出台,还需据此做进一步观察。但我认为,如果在未来5年之内能实现决定的一半的话,对中国来说就已经是彻头彻尾的改变了。
在新的国内与国际形势下,这次改革是必然的,外界对此的期望也非常高,尤其关注有关推动内需的内容。中国的内需只占GDP的36%,远低于美国的72%。如果把这个比例提高到50%,那么中国的消费能力将领先全球。
据我个人预算,到2020年,中国的消费可能会达到7万亿美元,那时中国的消费力量很可能就超越美国,这将给全球的贸易和投资大环境带来彻底的改变。
所以我相信改革的红利是有的,机遇也是存在的,就看未来改革怎么展开和从哪里展开。
金融等领域
香港会与内地有良好合作
南方日报:此次改革在金融领域着墨颇多,提出了人民币国际化和利率市场化等目标及相关措施,这对内地与香港的经贸交流将带来什么影响?您怎么看未来粤港的经济发展前景?
沈联涛:从香港角度来说,这肯定是一次大机遇。但要把握住这一机遇需要靠香港跟内地良好的配合。香港的GDP中,服务业占了九成多,而在内地这一比例还不到一半。所以,在内地的服务业尤其是金融服务业等领域,香港完全可以配合内地一起发展。现在中国有很多企业要走出去,同时也有很多国外投资者要走入中国,香港在其中可以扮演一个重要角色。
对备受关注的“上海自贸区”,大家不要以为“竞争”就意味着“此输彼赢”。上海自贸区的繁荣会带动珠三角及香港的发展,当然这对粤港在“如何增值”、“如何定位”等问题上会带来压力,但是竞争是有好处的。对每个区域、每家企业、每家金融机构来说,他们都知道旧的行业、战略定位和生意模式是走不下去的,一定要通过创新去实现突破。这一压力不是上海自贸区带来的,全球都面临这个问题。在欧美市场普遍趋于疲软的情况下,各国企业都会试图进入庞大的中国市场,未来的中国市场可能是全球竞争最激烈的市场。未来在市场退出机制等方面是改革需要注意的重点。
广东的民营企业的活力很强,创新能力强,承受能力也不错,我没有类似“广东失去政策红利”的担忧。商业战场是很残酷的,有赢家肯定有输家,输家肯定要退场,但不能给市场带来太大的动荡,所以如何通过合理的规划让它有秩序地退出,这是非常关键的。
资本和银行
吸取美欧教训配合非常关键
南方日报:您担任香港证监会主席长达7年,有着非常丰富的监管经验。未来,中国银行业将进一步向民间资本开放,也将有更多外资银行参与竞争,在这种环境,您对中国内地在银行监管方面有何建议?
沈联涛:我还是强调要“稳步地”监管。银行不可以冒太大风险,毕竟里面有很多是老百姓的储蓄。
银行业有一个很关键的条件就是期限错配,即银行资金来源短期化、资金运用长期化。期限错配做得不好很容易出现危机,这也是今年美国、欧盟的教训。从这个教训可以看得清楚,银行的发展很重要,但资本市场跟银行的配合也非常关键,因为银行不可以注资,但资本市场可以。所以这次中国下决心重启IPO非常关键,现在也有另类的投资渠道,比如私募基金等民营筹资的方式。
未来我们要把资本市场和银行的发展配合好,另外也要在扶持企业转型,加强企业对负债的承受能力等方面多着力。
互联网金融
如何监管是全球性问题
南方日报:您对互联网金融这种新的业态怎么看?
沈联涛:我看好互联网金融的发展。互联网贸易的迅速增长带来了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力,这是好事。但其中也有挑战,比如比特币作为不受官方认可的货币,如果出了问题谁买单?
另外,互联网金融对银行有了挑战,而且互联网金融跨越了多个领域,以致出现了监管难题。在鼓励创新之余,怎么让银行监管机构、证券监管机构和保险监管机构等同时监管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在国外也没有很好的办法。
此外,现在还有个公平竞争的问题,就是互联网机构可以做,但银行不可以做。这不单在中国,全球金融监管机构都面临这个大问题。
到2017年
或许再会经历经济动荡
南方日报:您曾经写了一本书叫《十年轮回》,从历经亚洲金融危机10年周期的内部人视角,对当前世界金融风暴进行了独特描述。那据你预测,下一轮金融危机会是什么时候?对亚太地区的影响有多大?
沈联涛:肯定会(有下一轮金融危机会),因为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没有解决根本问题。第一,欧盟的结构性问题。从经济角度看,衰退是不是见底还有争论。如果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国家经济还是下滑的话,那么欧盟的危机没有完全结束,风险仍旧存在。第二,日本的安倍经济学如果没有把结构性改革做透,经济出了问题的话,这将对全球金融市场造成重大影响。第三,量化宽松的退出对新兴市场存在挑战,现在已经造成土耳其、印尼、巴西等国的货币利率和汇率的动荡。
十年一轮回,1997年和2007年都爆发了金融危机,2017年会不会又出现一次动荡?我认为这个可能性是不小的。
从中国的经济周期来看,中国从1993年开始,差不多20年才出现一次经济下滑。中国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中表现得非常好,但未来经济增长缓慢的压力不是不存在,所以在这方面不可以放松警惕。
人物简介
沈联涛,中国银监会首席咨询顾问和国际咨询委员会委员、香港经纶国际经济研究院院长、香港证监会前主席。
1976-1989年,出任马来西亚中央银行不同职位,包括首席经济师及主管银行与保险业监管工作的助理行长。1989-1993年被借调到世界银行,出任金融界别发展部高级经理,专责金融市场和支付系统的工作。1993-1998年出任香港金融管理局副总裁,掌管储备管理部及外事经研部。
自1998年10月1日起,连任3届香港证监会主席,任职长达7年。2006年6月2日受聘为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兼职教授。目前担任中国银监会首席顾问、银监会国际咨询委员会委员和召集人,同时也是中国证监会国际事务顾问。丰富的从业经历令其有“金融大师”的美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