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妻结婚40多年丢结婚证 工作人员：可重新结

　　是老来才重新结婚，还是花过万元兼拖着病腿回新疆一趟？这是摆在74岁的蔡伯和老伴面前的难题。

　　一家人扎根广州40年，西北大漠只剩两老援疆建设和恋爱成婚的回忆，还有那一纸已遗失的结婚证。近日因银行业务所需，他们到越秀区民政局补办结婚证明，手持户口本等材料却仍受阻，原因是缺了原婚姻登记地民政部门的书面证明。两老不堪长途奔波，有职员好心支招：重新登记结婚。

　　“难道老来还要让人笑话是偷鸡摸狗地同居了47年？”儿孙满堂的蔡伯左右为难。

　　“要我们重新结婚，那不等于变相说，几十年来我们都是过着偷鸡摸狗的同居生活？”74岁的蔡伯每当提起近日办理结婚证明一事，便一肚子气。

　　今年，蔡伯的女儿因急事申请商业贷款，需要寻求财产担保。一家人商量后，决定以蔡伯夫妻俩的单位福利房作为抵押担保，应付一时之需。11月1日，蔡伯跟爱人前往银行办理贷款手续，工作人员索要两人的结婚证明。原因是，假若贷款人无法按时偿还贷款，银行将对房子进行拍卖，此时会涉及到财产分割问题，所以贷款前要证明房子是两位申请人的共同财产，可这对结婚近半个世纪的老夫妻却一时间拿不出来。

　　事情要追溯回1966年，蔡伯和老伴在新疆和田登记结婚。当时，他们是支援边疆建设青年大军中的一员，在新疆一待就是7个年头，其间，三个孩子相继在当地出生。此后，工作几经变动，那一张不起眼的纸质结婚证早已不知所终。转眼间，夫妻俩在广州已生活几十年，跟儿女在此落地生根，而年青时援建的和田也一别40多年。

　　为了补回那一纸结婚证明，两老于日前去到户籍所在地的越秀区民政局，打算向婚姻登记处申请补办，没想到却吃了闭门羹。

　　结婚证丢了：

　　要么去新疆开证明

　　要么重新登记结婚

　　越秀区民政局向蔡伯表示，补办结婚证必须回到当年的登记所在地，由该地的民政部门开具书面证明。这可急坏了两老。蔡伯膝盖有旧患，老来行动不便，莫非真要两人拖着病体，特意往万里之外的新疆走一趟吗？除了旅途的奔波，两张过万元的来回飞机票也让他们踌躇。

　　为此，蔡伯特意向居委会和原工作单位咨询，确认可以出具居委会及原工作单位的证明材料，以及两人的档案和户口本等资料——里面有夫妻随迁的资料及夫妻关系的说明，均可作为佐证。“他们说，有些人离异了，但户口没有迁出，难以排除漏洞。”民政局工作人员最后仍以规章制度为严格准则，婉拒了两位老人的诉求。

　　“我们当场没了主意，有好心的工作人员实在看不下去，便出了一个无奈之下的方法。”蔡伯表示，一位婚姻登记职员提议，两老不妨重新登记结婚，如此一来，他们不仅能马上领证，而且还能免除无谓的金钱开销和舟车劳顿之苦。

　　两老并不“领情”。蔡伯坦言，夫妻俩现已儿孙满堂，早到了含饴弄孙的阶段，而在老一辈人的意识中，婚姻始终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两老不接受未婚同居，也就不愿“自认”老来才正式结婚，“拿着这样一个结婚证去办事，别人怎么想，子孙们又怎么看我们？”

　　一纸结婚证引发的讨论

　　当事人：婚姻状况难道没备案？

　　蔡伯表示，自己身边有不少年轻时参与援疆、上山下乡，或者因各种原因迁居他乡的长者，弄丢结婚证的人并不少，“民政部门是否有更人性化的认证流程，或者推出更便民的服务措施呢？”

　　让蔡伯和家人尤为不解的是，在户口和个人资料完备的情况下，“个人的婚姻状况难道没有官方的备案？民政局又为何不能跟其他部门沟通，甚至直接跟新疆当地的民政部门联系确认呢？”

　　民政局：须以登记地证明原件为凭

　　上周五，记者就蔡伯的个案咨询广州市民政局。该局人员表示，按法律规定，补办结婚证时，需要提供身份证、户口本和一份结婚登记记录档案证明，其中，档案证明只能由原婚姻登记地的民政局出具。据悉，补办后的结婚证将以补办登记之日作为新的注册时间，不过会注明原结婚证遗失等情况说明。

　　至于民政部门之间的婚姻登记系统是否有联网，又能否异地查询相关记录，广州市婚姻登记处人员表示，无论信息有否联网，都不能以网上的下载打印材料为凭据，只能使用原婚姻登记地的民政局出具的证明原件。

　　针对蔡伯的两难处境，越秀区民政局提出可委托代办。由当事人请公证机关做一张委托证明，寄到新疆，请当地熟人凭此到民政局查找资料。据介绍，由于两地民政局为平级单位，即使越秀区民政局发文给当地民政部门，也不能保证得到有效回复。

　　法律专家：相关法规可更人性化

　　“民政局的做法是正确的。”广东省法学会理事、广东省法学会法理学研究会副会长刘延宇表示，婚姻是很严肃的事情，而传真、网络等工具本身具有不安全性，通过这些途径来获得证明文件，对工作人员来讲需要冒很大风险。因此，越秀区民政局严格执行制度并无不妥。

　　在既定法规的基础上，各地民政局是否可出台便民措施，譬如互相传递证明文件呢？刘延宇表示，如能保证沟通与传递过程符合规范，这样的有益做法值得探索。

　　刘延宇说，在现有的制度和条件下，民政局的做法并非“懒政”，但仍有改进空间。他建议，有关法规可以向更加人性化的方向改进，在得到制度保障的情况下，让民政局内部形成良好的沟通环境，减轻市民的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