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曹操DNA引辩论

　　研究曹操家族的DNA，是属于学术中“学”的内容。网友们所说的提高生产力，是属于“术”的部分。近代思想家梁启超曾在《饮冰室书话》的“学与术”一篇中，对“学”与“术”进行过这样的描述——“则学也者，观察事物而发明其真理者也；术也者，取其发明之真理而致诸用者也。例如以石投水则沉，投以木则浮。观察此事实，以证明水之有浮力，此物理学也；应用此真理以驾驶船舶，则航海术也。”“学”与“术”，分属于学术研究的不同层面，不应该厚此薄彼。可以肯定地说，一个只专注于“术”而忽略于“学”的学术研究环境，是极不健康的。

　　研究曹操的DNA，的确不能直接提高生产力并转化成劳动成果造福于人类。可是，这不代表这种研究是不靠谱的，是烧钱的。一个起码的证明就是，“基因考古学”早已经在西方被广泛应用，我们却还在为“真假曹操墓”而争论的面红耳赤、不可开交。笔者注意到，当曹操墓被发现之始，许多网友就是力主引入DNA研究来进行考古并确定墓主人身份的，可是，当真正的DNA考古来到我们面前，我们又为何还要质疑验DNA之举是在烧钱？

　　“真假曹操墓”的问题，先放在一边。更大的学术意义在于对所有的文学、史学知识进行最大程度上的真实还原。研究“曹操家族和夏侯家族的关系”这一学术课题，除了对文史常识有纠正作用，之于坊间的历史传说和当下的后宫剧创作，也有很大的创新价值。

　　用DNA研究历史，是属于学术研究中“去伪存真”的重要内容。DNA不会说谎，只有历史记载和文学创作会说谎。这种观点，在欧美国家，被称作“新历史主义”，即我们应该对历史记载进行适当的文学批判。持有类似观点的人，在我国被称作是“古史辨派”，最著名的代表人员当属顾颉刚和钱玄同，其中，顾颉刚提出了著名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观点，他认为，“时代愈后，传说中的古史期愈长，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要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显然，引入基因研究这等自然科学方法，是一种必要和必须。引入新方法新技术研究历史人物，试图通过追踪溯源来印证或纠正历史事实，不失为一种有益的科学探索。然而，科学研究在学术探讨范畴可以驰骋想象，一到求证阶段则务必严谨，对外下结论更要慎之又慎。特别是像曹操这样家喻户晓的历史名人，身世一直成谜，学术界内外颇为关注。仅仅通过几年研究，连曹操墓真假与否都难以断定，贸贸然得出一个如此颠覆性的结论，并公之于众，未免太过轻率。更何况，DNA鉴定对于史学研究意义如何尚难确定，就言之凿凿、大力宣扬，这样的历史研究似乎走偏了方向。

　　近些年，除了各种新方法、新技术不断介入，还有些所谓的新角度、新解读也备受追捧，一股号称“还原历史真相”的风气盛行一时。或揪住一点不及其余，或乱扣帽子乱贴标签，陡然间，先贤先师、历史名人形象逆转，被“还原”得面目全非。不得不说，这样的“研究”看似丰富了历史，实质却有解构历史之嫌，以戏谑的方式误导公众、误导社会，很可能扭曲、污化我们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追求。

　　对历史人物的研究要更深入、更丰富，跨学科研究有跨学科的优势，但作为人文学科，史学研究还是应有所偏重。它不同于自然科学，其研究对象是建立在一定时代背景之上的。我们判断一个历史人物的价值，很大程度上并不只是血统因袭而更注重文化内涵的传承，不是纠结于生活琐碎而是宏观大视野。千百年来，历史人物被定义，往往是看他在历史上发挥了多大作用、作出多大贡献，如何在历史长河中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以及对于当代有何借鉴意义等等。至于是不是抱养，或者基因构成怎样，可能更多地还是给历史添加佐料，为百姓添加茶余饭后的故事而已。

　　尊重每个学科的研究规律，以严肃谨慎的态度做研究，带给社会更可信更丰富的历史，这是对公众负责，也才是对历史负责。